咸淳六年

南宋/金

公元1270年

庚午

咸淳六年

蒙古尚书省立废
　　忽必烈即位后，设中书省综理全国政务，理财赋官则与行政系统时分时合。中统三年（1262）和至元三年（1266），曾设中书左右部和制国用使司总理财赋，以阿合马领其事。至元七年 （1270）正月，忽必烈罢制国用使司，设尚书省，六部及天下行省皆归隶之。与前代不同的是，尚书省不再是总理全国政务的机构，而是专管财赋的机构。尚书省不设令和丞相，只设平章。任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张易，张惠为副职。九年（1272）正月，并尚书省于中书省，行尚书省亦改为行中书省。至元后期及至大年间，又曾两次设尚书省综理财用。蒙古以“理财助国”为施政中心，在置尚书省期间，虽仍在中央保留中书省建置，但政柄悉归尚书省，中书省臣备员而已。

蒙古设司农司
　　忽必烈取得汗位后，重视恢复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农业生产。至元七年（1270）二月，设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专掌农桑水利事务。司农司分派劝农官和知晓水利技术的人员，巡视郡县，察举勤惰。同年十二月，改为大司农司。忽必烈认为劝农不是小事，特命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添设巡行劝农使、副使各四员，管理农桑、水利、学校、饥荒等类事务。

蒙古立社制
　　至元七年（1270）二月，蒙古在建立司农司的同时，颁布农村立社条例，在北方农村推行社制。同时，在真定等路的城镇中也立社。半年以后，又在华北各地城市普遍立社。灭南末后，将社制推广于南方的城乡。按最初的农村立社条例规定，农村的社以自然村社为基础，五十家为一社，一村有五十家以上者，只为一社，不够五十家者与邻村相并为一社。社设社长，由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家有多丁的人担任，免除本人杂役，专务督促农桑水利。社设义仓和学校。社众之间、社与社之间在生产上互相协助。以后，元朝又颁布了一些法令，使农村的社由比较单纯的劝农组织发展成为地方行政的基层组织，隶属于原来的基层行政组织乡、都之下。社长成为里正的下属，除劝农外，还负责统计户口、催征赋役、维护治安等事务，名义上由社众推举，实际上由地方官吏和村社富户指派。城市的社设在坊下，户数多于农村的社，社长的职责是维护地面的治安。

范文虎援襄
　　咸淳六年（1270）、蒙古至元七年，襄樊已被蒙军围攻两年。当年正月，宋廷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忌其战功，致书权相贾似道，表示不愿听其节制。贾似道竟命范文虎从中牵制李庭芝。李庭芝多次要求进兵，范文虎却日恣淫乐，拒不发兵。遭弹劾后，才于九月率师援襄，为阿术、刘整等大败于灌子滩 （今湖北襄樊南），范文虎乘轻舟逃脱。明年四月，范文虎率军督运粮饷输之襄阳，蒙军顺流至鹿门山（今湖北襄樊东南），阻其输运之道，阿术率万户阿剌罕败范文虎于湍滩。六月，范文虎又进至鹿门，阿术领诸军夹江东西而阵，由张禧领水军正而出击，大败宋军。范文虎在解汝楫邀击下，弃战船、辎重而去。咸淳八年（1272）五月，张贵领民兵入援襄阳成功后，遣人于郢州（今湖北钟祥）约范文虎发兵夹击。但因范文虎失约，致使张贵孤军作战，兵败被俘。范文虎自己援襄无功，又掣时李庭芝，使其援襄终未能有所作为。

赵良弼出使日本
　　黑的、殷弘屡次使日而未得要领，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忽必烈改派赵良弼以秘书监职充国信使出使日本。次年秋，被阻于太宰府，不许入京都。日本索取国书，赵良弼以未见其国王，仅抄录二份副本交给日方官员。日本镰仓幕府未作任何答复，派人送蒙古使者回国。九年（1272）二月，赵良弼派书状官张锋携带二十六名日本人至京师觐见忽必烈，忽必烈见日本人并无国书，命中书省遣送回去。当年，再命赵良弼使日。仍被滞留于太宰府，不得见其国王。日方索要国书，赵良弼坚决不予。执政北条时宗派人送良弼等至对马岛。十年（1273）六月，赵良弼回到京师，向忽必烈汇报日本君臣、爵号、州郡名数、风俗土宜等情况。忽必烈称赞其不辱君命。

忽必烈括户
　　自蒙哥丁已括户以来，人口户籍变动颇大。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下令括天下户。所得户口记载不同，一说比壬于户籍增加三十余万户，即一百四十一一百五十万户左右；一说共一百九十三万户，另一说为二百三十二万户。至元二十六年（1289），括江南户口，得一千一百余万户，北南方合计共一千三百一十九万余户，五千八百八十三万余口（一说户一千三百四十三万余，口六千0二十七万余）。

刘好礼任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
　　刘好礼，字敬之，汴梁祥符人。宪宗时任廉访府参议，改永兴府达鲁花赤。世祖至元七年（1270），出任五部断事官。五部指益兰州、吉利吉思、谦谦州、乌斯和撼合纳，其地在岭北地区西北，相当于谦河（今苏联叶尼塞河上游）和昂可剌河（今安加拉河与叶尼塞河中下游）流域。本为拖雷长妻唆鲁禾帖尼的封地，唆鲁禾帖尼死后由阿里不哥继承。刘好礼受命来到这里，设治所于益兰州（今苏联图瓦自治州登帖列克），兴建官衙、仓廪，设置驿传。“先是，数部民俗，皆以杞柳为杯皿，郁木为槽以济水，不解铸作农器”，“不知陶冶，水无舟航”。刘好礼请朝廷遣内地工匠前去教当地人民制作陶器、舟楫和铁冶，“土人便之”。刘好礼还整顿吉利吉思原有屯田，减低租额，请朝廷派百名南人携农具前往示范耕种。

许衡人主国子学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皇帝位，召许衡北上。因遭平章政事王文统排挤，未能入中书，次年被授为国子祭酒。此时国子学未立，祭酒实为虚位，故衡不久即谢病返乡。至元七年 （1270），忽必烈任许衡为中书左丞。当时回回人阿合马当政，与许衡不合，许衡乃请辞。次年，始置国子学，择蒙古贵族及随朝百官子弟充生徒，乃改授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专领国于学。许衡奏召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为伴读，使分处各斋，以为斋长。许衡以自己所著《大学直解》、《中席直解》等书及小学、四书为教材，亲自讲授，课余命习礼，或习书算，年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之礼。

公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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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淳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