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

北宋/辽、西夏

公元1085年

乙丑

元丰八年

宋神宗去世
　　元丰八年（1085）正月，宋神宗患病后，卧床不起，二月，宋神宗疾病愈来愈严重。三省枢密院长官进入内宫请安，宰相王硅说元丰七年 （1084）冬天曾同宋神宗谈到延安郡王出宫之事，乞望陛下早日将延安郡王（赵煦）立为太子，此时宋神宗巳不能说话，只是点头表示同意。王硅又建议让皇太后<宜仁太后）暂时处理朝政，等宋神宗身体康复后再还政，宋神宗也点头认可。当时宣仁太后、皇子赵煦、朱德妃都在场，王硅等人退出宋神宗卧室后，跪在宣仁太后面前，要求她处理朝政，宜仁太后慌忙躲避，但宦官张茂则对宜仁太后说：太后固然应当为国家社稷着想。不应竭力逃避责任。于是宣仁太后才同意垂帘听政。神宗于三月去世，赵煦即帝位，这就是后来的宋哲宗。

梁乙埋卒
　　大安十一年（1085）二月，梁氏兄妹专权后，梁乙埋多次派兵侵扰宋朝边境，宋朝鄜延路经略使赵卨曾写信质问梁乙埋为什么要与宋朝结仇，并提醒梁乙埋说入侵宋朝是得不偿失的愚蠢作法。梁乙埋鉴于国内一些权臣掌握兵权，忧心忡忡，因而后来他自己从不亲自带兵出征。早在谅祚统治时期，梁太后即特批梁乙埋官爵可以世袭。大安十一年（1085）二月，梁乙埋去逝，其于梁乙逋自立为国相，把持了西夏政权。

宣仁太后垂帘听政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后，宰相王珪立即宣读宋神宗遗诏，由宋哲宗继皇帝位。宋哲宗八岁即位，尊奉宜仁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向氏为皇太后，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暂时处理，一切按照真宗刘皇后听政的先例办理。同月，朝野内外大臣上书要求小皇帝宋哲宗听政，并请求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任用司马光为宰相，文彦博、吕公著等人也相继上台，掌握了朝政，司马光等人任用刘挚、王岩叟等人为谏官，竭力诋毁攻击变法派。当时宋哲宗年龄尚幼，根本不理朝政，因而司马光等在宣仁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同时坚决打击变法派人物和奉行新法的各级官僚，如吕惠卿、章惇、蔡确、吕嘉问等人，这些变法派人物有的被贬，有的被判刑，有的被逐出政府机关，不一而足。吕大防、梁涛、刘安世等人还把支持变法的八九十名官僚划入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等人名下，认为他们结成死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元祐更化”。元祐期间的一切措施都是在宣仁太后的操纵下进行的，直到元祐八年（1093），宣仁太后去世，年轻的宋哲宗才亲自处理朝政，改元“绍圣”（绍述宋神宗之政）。

吕公著上书太皇太后    
　　元丰八年（1085）六月，吕公著上书，认为宋哲宗刚即位，太皇太后听政，其中有十件事是皇帝应注意的，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日修身，四日讲学，五曰任贤，六日纳谏，七曰薄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无逸。太皇太后看完吕公著的奏章后，十分高兴，派遣宦官梁惟简带着御旨去看望吕公著，希望吕公著更进一步加以论述。于是吕公著又上书说，自从太皇太后柄政以后，废除导洛司、堆垛场等机构，减免市易司贷款利息，废除养马法等措施十分得力，罢黜一些大臣如吴居厚、王子京、李宪、宋用臣等，这些贪官污吏是必然罢免的。自从王安石变法以来，凡是持不同政见者即被斥为变乱法度，必然予以罢黜，于是青苗、免役、保甲、保马等法得以施行，掠夺民财以归国家，太皇太后也深知新法之弊，逐渐开始废除，其中青苗、免役、保甲三项新法应加以修改，另选良法代之，以为长久之利，保马、市易、专利等法从先帝在世时即发现弊端丛生，其中尤以市易法为甚，使民不聊生，应该完全废除，其中南方盐法、三路（开封、京东西、河北）保甲尤其应该最先废除。吕公著还进一步陈述了对人事安排的意见，他认为目前人才匮乏，执政者应不拘一格，大胆任用一些大臣，台谏官更需有真才实学的人担任。同时吕公著还向太皇太后推荐了一些人才，将作少监孙觉敢于直言极谦可充任谏议大夫，范纯仁、李常、刘挚、苏辙、王岩叟等官僚均属德行俱佳的士大夫，太皇太后完全可以信任这些人并加以重用。其后司马光又推荐赵彦若、傅尧俞、范祖禹、粱焘、韩宗道、苏轼、朱光庭、王存、赵君锡、唐淑问等人。这样，反对变法的人物几乎都被推荐到中央行政机构担任要职。

司马光论保甲法    
　　元丰八年（1085）七月，司马光上书太皇太后，陈述保甲法的弊病。他认为宋神宗为征讨边疆少数民族，拓宽疆域而在全国各地推行保甲法。但先帝在世时已发现保甲法有不少弊病，因而颁布了不少法令加以矫正。保正、保长以训练为名每天将保甲集中起来，从中索取贿赂，行贿的人可以不参加训练，因而训练保甲使耕田、播种，收获等完全荒废，而一些充当保甲的农民，贪图享受，逐渐变成了一帮游手好闲之徒，这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各地巡检、保正、保长利用职权贪赃枉法，行贿受贿，如果保甲之家稍不如意，即擅自动刑，严刑拷打，弄得民不聊生，广大农民烦家荡产也难填满保正长的贪欲，国家还得支出钱财满足保甲训练的需要，这种劳民伤财的法令，不废除是不行的。保甲法实施后，又相应制定保马法，本意是想通过保甲法镇压广大农民的反抗，担负起捕捉盗贼的任务，还可以在保甲训练好后命令他们戍守边关。为国效力。实际上一旦送上前线，与敌人交战，保丁则逃之天天。加之保甲、保马法实施后，一些保丁乘马打劫，为盗乡里，骚扰百姓，官府无从捕捉，本来想借此平息盗贼，反而使盗贼更加盛行，河东、陕西、京西等路自从实行保甲法之后，盗贼公行，更加猖獗，他们居然敢进入衙门刺杀官吏，便是证明。有鉴于此，司马光主张全部废除保甲法，使保丁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上去。将提举保甲司的官员召回京城，恢复原来的弓手制度，召募弓手捕贼，其余巡检士兵、县尉、弓手、耆长、壮丁等并按王安石变法前的祖宗旧法加以改正。司马光的奏章呈上后，宰相蔡确等人认为司马光的意见不通，因而未加以执行。

司马光上书太皇太后
　　元丰八年（1085）三月，司马光担任提举崇福官职务期满后，御史台和国子监未将这一情况上报宋神宗，因而司马光上书宋神宗要求继续留在西京洛阳（今河南洛阳）任职。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到京城开封吊唁宋神宗。刚到开封，宫廷卫士及京城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拥在司马光身边，对他说：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老百姓会生活更好。围观者达数干人。司马光十分恐惧，急忙不辞而别，返回洛阳。太皇太后听说司马光回洛阳后，急忙派宦官梁惟简到洛阳，代表太皇太后加以安慰，并询问司马光当务之急是什么？于是司马光上书太皇太后，他认为：太皇太后秉执国政，日理万机，首先应该谨慎从事，以迫在眉睫的事情为当务之急，其余琐碎之事可以缓一步处理；同时由于官僚机构臃肿和士大夫们的明哲保身，下情不能上达，上下不通自然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虽然民间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执政者却无从知晓，这是各级官僚的责任。因而他向太皇太后建议说当务之急是下达一道诏书，并建议将朝廷的诏令张贴在繁华热闹地区，广开言路，无论官僚还是老百姓，均可上书指出朝廷政治上的得失和诉说民间的疾苦，各地的奏章一律由地方长官妥善保管，移送中央，不得强行退还作者本人，然后朝廷根据这些意见制定出相应的政策，这样就能达到长治久安、天下太平的目的了。

拽厥嵬名被擒
　　拽厥嵬名是西夏皇帝的驸马，担任宥州（今陕西靖边西北）正监军，他一直驻兵贺兰原（今陕西靖边东南），经常出兵侵略宋朝边境，而且每年都取得胜利，因而骄傲自大，在宥州境内根本不做防御的准备。元丰八年（1085）、夏大安十一年三月，宋庆州（今甘肃庆阳）知州赵卨派遣李照甫、耿端彦、蕃官归仁为大将，兵分三路偷袭拽厥嵬名。因为贺兰山地势险要，假如拽厥嵬名率军逃入平夏城 （今宁夏固原西北），宋军将无法攻破此城。于是赵卨另外派三员蕃将各自统帅五百名轻装士兵，截断拽厥嵬名的归路。耿端彦等三路宋军直捣贺兰原，拽厥嵬名统一万士兵迎战，西夏军队大败，率残兵败将逃往平夏城，这正中了宋军的埋伏，拽厥嵬名被擒。

司马光任门下侍郎
　　司马光被任命为陈州 （今河南淮阳）知州后，连续两次给朝廷上书，谈到一些具体问题。他重复了自己从前在一道奏章中的内容，要求太皇太后广开言路，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在另一道奏章中他指出宋神宗皇帝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但所用非人，王安石不知国家事体，专门用一私之见变乱祖宗旧法，造成很多老百姓失业，民间怨气满腹，自从太皇太后执政后，深知王安石变法之弊端，在宋哲宗即位伊始，就着手改变其中一小部分法度，民间百姓欢喜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新法害民是十分明显的，新法之弊病灼然可知。陛下为什么还不将其余的各项新法全部废除呢？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彻底废除王安石新法对广大劳动人民是有利的。司马光还进一步指出自己曾在前一次上书中提到训练保甲劳民伤财，使广大农民失业，农民苦不堪言，而免役法对富人有利，而对穷苦百姓无利，将兵法使将官专军政，州县长官无权染指，一旦出现盗贼公行的局面，将如何应对等等。元丰八年（1085）五月，太皇太后高氏派宦官梁惟简给司马光传达御旨，任命他为门下侍郎，进入中央决策机构。

元丰废除保马法
　　元丰八（1085）三月，资政殿学士韩淮上书认为农民的主要精力是种田，但保马法却让农民出钱买马，农民本身就不情愿，而且农民还要投入大量精力饲养马匹，一旦马匹死亡，农民还得负责赔偿，农民所遭受的损失是惨重的；加之保甲、保马等法又是结合在一起的，许多保甲外出为盗贼，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因而他建议废除保马法。四月，朝廷下诏将开封府、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等地农民所养马匹由官府出钱买回来，拨给陕西等地区缺马的士兵，这就废除了这些地区的养马法。八月，保甲养马制度完全废除。

章惇论除授谏官
　　元丰八年（1085）十月，高太后突然降下御旨，提升庆州知州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知虔州（江西赣州市）唐淑问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任命名单下达到三省和枢密院后，太皇太后问执政大臣对这五人的晋升有何意见，知枢密院事章惇回答说按照惯例提拔谏言先由两制（翰林学士、知制诰）官推荐给中书，然后由执政大臣向皇帝汇报，皇帝批准后再作宣布，这次任命范纯仁等人为谏官，本人身为执政大臣，居然没有得到两制官的推荐意见，不知太皇太后从何处得到的名单，难道是左右近臣推荐的吗?这种违背祖宗旧制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太皇太后说：这五个人均由各位大臣推荐，并非宫内宦官等近臣所荐举。章惇回答道倘若是大臣所荐，就应该光明正大。太皇太后极为尴尬，吕公著、韩缜、司马光等老臣不得不挺身而出，辩解说范祖禹、范纯仁等人与我等有密切关系。章惇按照祖宗法加以驳斥：台谏官乃是纠察执政大臣过失和错误而设置的，倘若执政大臣建议提拔亲戚及所荐举人任台谏官，必须将被推荐的人任命为其它官僚，这是祖宗成法，是不能违背的。司马光无可奈何，对章惇说范纯仁、范祖禹等人任谏官是众望所归，不能因为我的缘故而挡住贤臣晋升之路，倘若必须如此，那么我宁愿辞职。章惇回答道：我也知道韩缜、吕公著、司马光不会徇私舞弊，但如果将来有一天奸臣执政，以此为例提升谏官以亲疏为标准，台谏官就失去意义了，这会造成政治的昏暗，国家安危之所系。其后太皇太后不得不下诏申明祖宗旧制，范纯仁也被改任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其余三人依旧。章惇虽然言之有理，迫使司马光等人做出了让步，但受到司马光一伙人的围攻。在章惇与司马光等人争论后几天，侍御史刘挚、监察御史王岩叟即上书太皇太后，弹劾章惇超越职权范围横加干涉，说来皇帝已经御批五人为谏官，是符合祖宗旧制的，后来刘挚、王岩叟等人又借题发挥，猛烈抨击章惇，指责章惇与骄横不法的宋用臣勾结起来，宋用臣已被罢，章惇仍然在位，何以服天下等等。章惇的处境愈益艰难。

太后梁氏卒
　　大安十一年（1085）十月，西夏国母梁氏逝世。梁氏经常患病，至晚年才有孙子乾顺，太后十分溺爱乾顺。她临终之际留下遗书给秉常，说西夏世世代代接受宋朝的封爵，宋朝对西夏可谓有大恩大德，但目前宋夏双方战争不息，因此，她决定将遗留的物品上交给宋朝，表示自己并未曾忘记宋朝的恩情。因此，梁氏去世后，秉常将她的马匹，白骆驼献给宋朝，宋朝派遣刑部郎中杜纮出使西夏，祭奠太后梁氏。

洛阳耆英会
　　熙宁元丰年间，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被罢免官职以后，与在洛阳的一些士大夫往来十分密切，邵雍、程颢、程颐等人都以道学家自居，文彦博等人待之如上宾。富弼、司马光等人也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故事，经常集中在一起，赋诗取乐。他们只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不按官职高低来论资排辈。在他们集中的地方修建一所房子，将他们十三人的像全部画在房子里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他们却十分喜欢接纳宾客，与这些士大夫在一起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或国家大事，然后喝几杯酒，吃一顿便饭，号称是“真率会”，洛阳人都敬重他们，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每次在他们聚会之时总有人围观。

折克行御夏兵
　　宋夏战争爆发后，西夏军队入侵环庆路。种谔派兵抵抗西夏军队的进攻，命令折克行带兵三百人保护粮道的畅通，与西夏军队相遇，大战于葭芦（今陕西佳县境）。折克行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大败西夏军队，折克行因战功而被晋升为府州知州。陕西军队主动出击西夏，折克行率领府州（今陕西府谷县）兵为先锋军，西夏大将咩保吴良领兵万人前来抵抗折克行军队，咩保吴良大败身死。知太原府孙览与各边将商量修筑葭芦城，但宋军将领大多反对这一计划，孙览召见折克行，折克行坚决支持孙览的计划，并立刻率领所部军队屯驻吐浑河，假装准备随时出击西夏。西夏军队不敢轻举妄动，怕中折克行之计，因而宋军顺利地修筑了葭芦城。折克行领兵防御西夏三十年，他善于统帅士兵，深得士兵拥戴，战功卓绝，羌人亲切地称呼他为“折家父”。正因为折克行在对西夏的战争每战必胜，西夏军队十分畏惧他，元昊大力扩充左厢军，专门对付折克行。

台谏弹劫蔡确
　　元丰八年（1085）十一月，宋神宗逝世后，宰相蔡确、知枢密院事章惇、中书舍人刘恕等人自认为拥立宋哲宗有功劳，还诬蔑太皇太后高氏有废宋哲宗的阴谋。韩缜对蔡确等人向来不满，因而当太皇太后宣布宋神宗灵柩到太庙的山陵使时，韩缜愈益愤愤不平，在太皇太后面前告状，诉说蔡确等人的奸计。蔡确担任山陵使回到朝廷后，准备提拔太皇太后亲戚高遵惠为待制、张琎为郎官、韩宗文为馆职。太皇太后将蔡确的建议传达给韩缜，征求他的意见。韩缜回答说：高遵惠是太后的族人，张琎是中书侍郎张璪的弟弟，韩宗文是我的侄子，这样晋升大臣，恐怕引起朝廷内外混乱，人们必定以为太后和执政大臣一道以权谋私，任人唯亲。这些事情传出后，朝廷上下一片哗然。群臣纷纷上书，指责蔡确专权误事，结党营私。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奏章上呈到太皇太后处。恰在此时，京城开封地区久旱无雨，庄稼干枯而死，农民四处逃亡。台谏官们又找到了新的口实，他们上书猛烈攻击蔡确等人，说他们在执政期间，政治昏暗，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因而引来了上天的惩罚。迫于压力，蔡确多次上书太皇太后要求辞职。元祐元年（1086）二月，贬宰相蔡确为陈州知州，司马光被认命为尚书左仆射，开始真正执掌大政。

公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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