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

清

公元1644年

甲申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

崇祯自缢煤山
　　崇祉十七年（1644）三月，大顺军会师北京城下。十七日，李自成亲自指挥大军环攻九门。十八日，大顺军将士架飞梯奋力攻城，越墙而入，攻占外城。与此同时，明太监曹化淳献彰义门投降。崇祯帝朱由检听到城破，立即命其三个儿子更衣出逃，逼周皇后自缢，剑砍长女乐安公主手臂，又杀妃嫔数人，然后换上便服，携太监王承恩等数十人，出东华门，企图出逃，没成功，又返回宫内。十九日清晨，李自成军攻破内城。崇祯亲自响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响应，崇祯见大势已去，便与太监王承恩入内苑，对缢于煤山（今景山）寿皇亭树下，明朝至此宣告灭亡。

顺治嗣位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病死。随即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皇亲贵族内部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当时，太宗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太宗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是帝位的主要竞争者。太宗长兄、礼亲王代善和两黄旗大臣索尼等力主立豪格为帝，豪格却表示辞让，这就给坚决反对他的多尔衮兄弟及其亲信制造了机会。但在多尔衮亲信力劝其为帝时，太宗的亲信将领佩剑而前，坚决表示以死拥立太宗子为帝。这种剑拔弩张之势，使多尔衮感到自己的力量与争夺帝位的对手相比，并不占有优势，于是提出立太宗第九子，不满六岁的福临为帝，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声称待到福临年长之后即归政。这一折衷方案被诸王贝勒所接受，从而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分裂。福临于顺治元年（1644）入关后，改元顺治。

多尔衮摄政　　
　　多尔衮任摄政王后，削弱了诸王预政的权力，并使另一摄政王济尔哈朗退居己下，又清除了主要政敌豪格，实际上获得了皇帝的尊荣的权力，掌握了清廷一切大权。定都北京后，多尔衮为了统一全国，又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为崇祯帝发丧，网罗汉族士大夫、官僚、地主，对降官一再加官进爵，提倡尊孔读经，开科取士，终于吸引了大批北方官僚地主来降，在清军占领区域内迅速建立起统治机构；军事上，他把攻击锋芒首先指向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然后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向南方各省进军。到顺治七年（1650）底多尔衮去世时，南方各省的战事虽有反复，但大半个中国都在清廷囊括之中。他在摄政期间，还实行了一些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如圈地、投充，给汉族人民带来了灾难，引起了他们激烈反抗，由于多尔衮“代天摄政”，赏罚拟于朝廷，其爵位也越来越尊崇。顺治元年（1644）十月，顺治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礼部根据御史赵开心的疏奏，改为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顺治帝又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随着多尔衮的位尊权重，他更加独断专行，网罗党羽，排斥异己。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十三日，多尔衮出猎古北口外，坠马受伤，十二月初九日病逝于喀喇城，终年仅三十九岁。二十五日，顺治帝追尊他为“诚敬义皇帝”，定庙号为成宗。但是，多尔衮死后仅两月，顺治八年（1651）二月十五日，他的近侍、议政大臣苏克萨哈等首告多尔衮“谋篡大位”，于是清廷“并案会审”，定其罪名为“阴谋篡逆”，籍没所属家产人口入官，毁其陵墓，暴尸示众，王府也同时被废，其亲信多人先后被处死或贬革。

范文程献策摄政王　　
　　范文程，沈阳人，清太宗时授内秘书院大学士。他在清政权取代明朝的关键时刻，于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日上书摄政王多尔衮，提出了有关清进占中原的建议。书中明确把农民军看作清朝的首要敌人，指出清军进取中原的成败，决定于同农民军角逐的胜负，而不在击败明廷。范文程还献策说，第一要任贤抚众；第二要选拔德誉素著者为官，使其更好地为清廷出谋划策；第三，清军南下的目标应该是直趋燕京，如果情况不允许，也应在关内择一坚城，作为日后进兵的据点。这一建议虽未能使多尔衮立即作出反映，但从后来的事实看，的确对多尔衮下定入关决心，实行毫不妥协的积极进取的战略方针起了重要的作用。

满达海要顺治习古今兴废之道　　
　　顺治元年（1644）正月十八日，清都察院承政满达海上疏摄政王多尔衮，建议顺治帝及时学习古今兴废之道。顺治帝年幼时本是个聪颖过人的孩子，每当见其父皇太极读书时就高喊自己也要读书。他嗜观书史，一目数行，往往能很快领略书中宏旨。然而，他即位后，多尔衮却漠不关心和有意放纵，引进朝廷大臣的不满。满达海首先上疏，要求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朝夕为顺治帝讲解古今兴废之道。但多尔衮借口顺治帝处于幼冲时期，推说迟一二年后再议。一年之后，受到多尔衮重用的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又上疏说：远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现在皇上虽很熟悉满书，但要懂得帝王修身治人之道，还必须学习汉文，熟读“六经”。为此，他们要求挑选满汉词臣，为顺治帝朝夕进讲。但是，多尔衮为保持自己大权独揽的地位，对他们的建议也根本不予理睬。因此，顺治帝直至十四岁亲政时，对汉文依然十分陌生，以致他在阅读汉大臣的奏章时，往往茫然不解其意。

史可法誓师勤王　　
　　史可法，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县）人，明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控制着陪都、江南和淮扬地区。顺治元年（1644）二月，他曾受崇祯帝命，以督师名义出兵“勤王”。四月十一日，史可法传令江南各镇兵入援，誓师勤王。二十二日听到京师已被农民军攻破，北向痛哭，发丧，誓师浦口，欲长驱入京，与农民军决一死战。南京的群僚诸将因兵力不足，不敢与农民军对抗，纷纷请史可法择新君以定南都。于是，史可法只得回到了南京。

多尔衮出师中原　　
　　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九日，多尔衮统率大军，出师中原。先是，四月初七日清廷以多尔衮将出师中原，祭告太祖、太宗。祭文说，经过去年八月和今年二月的两次战斗，山海关外地区尽为清廷所有，完成了太祖努尔哈赤的夙志，现特命多尔衮率军伐明。初八日，顺治亲自召见多尔衮，特授给奉命大将军印，掌管军中一切赏罚大事，并要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等听从指挥，同心协力，以图进取。初九日，多尔衮同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等，以及八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至堂子奏乐行礼，又陈列八纛向天行礼。然后，统领满洲、蒙古兵及汉军兵总计约十四万人，鸣炮起行，讨伐明朝。

巡按之兴废　　
　　顺治元年（1644）四月，清廷开始向各地遣派巡按。清廷定都北京之后，随着清军南下和征服地域的不断扩大，陆续由北向南派遣巡按。终顺治一朝，其间四次停复。巡按是“天子耳目之官”，其主要职责是：内宣朝廷之“德意”，外察督抚之贤否，上考文武百官之恶善，下问黎民百姓之疾苦。可见巡按兼有察吏安民两大职能。它的遣派是清廷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措施之一，因为清廷以刀枪征服天下，以巡按随之安定地方，巡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诸方面均起了重要的作用。纵观顺治时期的巡按队伍，大多数品行端正，断事公允，其中有一些更堪称“铁面冰心”、“热肠冷面”，颇有作为。当然，“背旨坏法，收蠹纳贿”者也不乏其人。但由于巡按主要由汉官充任，引起了满族贵族的极端不安，因此顺治帝死后，辅政的四大臣打着“率循祖制，咸复旧章”的旗号，停止遣派巡按。

李自成东征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虽然明朝灭亡了，但是距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还驻扎明宁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率领的精锐兵力，直接威胁着北京的安全。因此，李自成准备的招抚吴三桂后登极为帝，然后派大军南下以完成一统大业。后来，由于吴三桂一再拒抚转为公开对抗，李自成决定东征，以铲除吴三桂的势力。顺治元年（1644）四月十三日，他率军由北京出发，二十一日到达山海关。这样缓慢的行军速度贻误了战机。四月二十一、二日，农民军和吴军展开了激战，由于清军猝然从阵中冲出，农民军措手不及，吃了败仗。李自成率骑兵数千急忙退至永平（今河北卢龙县），各首领和散失的农民军也乘夜回到了永平。二十四日，清军和吴三桂军追至永平。李自成因农民军日夜战斗，疲乏已极，无法再战，挥军阻击了一阵之后，放弃了永平，二十七日率军回到了北京。至此，东征失败了。

吴三桂降清　　
　　吴三桂，辽东籍，武举出身，崇祯十二年（1639）底任明辽东总兵官，在辽东专擅一方。顺治元年（1644）三月被明廷封为平西伯。三月初六日，明廷鉴于李自成农民军向京畿地区胜利进军、北京局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令吴三桂入援京师。吴三桂接到命令后，虽兵发京师，但行师迟缓，十四日抵丰润（今河北丰润县）时闻京师失陷，即返师山海关。不久，他接到李自成的劝降信，心中犹疑未决：他一方面因缺乏粮饷，兵力也不足，不足以和农民军对抗；另一方面因在辽东拥有大量田庄和财产，担心投降农民军会丧失自己拥有的势力和地位。当他权衡再三，决定自率精锐赴北京投降时，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将领刘宗敏霸占的消息，便以此为由与农民军公开作对。二十七日，吴三桂看到农民军大举进攻山海关的迹象日益明显，派副将杨坤等携书信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书中要求与清合师抵北京，“灭流寇于宫廷”，并给其土地、财帛作为酬答。多尔衮接信后，立即复信说清军南下的目的要代明统治中国，如果吴三桂降清，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吴三桂在收得复信时，农民军的大队人马已逼近山海关，此时已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了，立即表示降清。吴三桂降清，为清廷打开了逐鹿中原的厦门，为其最后夺取全国铺平了道路。

李自成匆忙登基为帝　　
　　山海关之战后，李自成败归北京。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七日，他从德胜门入东华门，原明廷一些官吏上表劝进，大将刘宗敏也说：“若不正大位，即求还关中，不可得也”。李自成决定从速登基。二十九日上等，他在明皇宫武英殿内即皇帝位，接受群臣的朝贺。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追尊七代祖妣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但这个匆忙的即位仪式实质上也是一个告别仪式。因为当时北京城内严重缺粮，明朝残余势力待机而动，城外又没有援兵，加之清兵和吴三桂军正在穷追不舍，于是李自成决定暂留几千农民军守城外，其他束装待发。次日五更，他率领农民军出了阜城门，奔驰在回陕西的路上，永远地离开了北京这座宏伟壮丽的古都。李自成离京后，北京又回到了明朝官僚地主手中。两天后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在数万名清兵的簇拥下进入北京，并居武英殿称制，开始了清廷对北京的统治。

多尔衮入据京师　　
　　李自成率领农民军离开北京、返回陕西时，曾携带明崇祯太子同行。刚出北京，即遭到吴三桂的袭击，太子走失。于是，京师内外流传吴三桂拥太子入都的谣言。顺治元年（1644）五月二日，原明官吏立崇祯牌位于午门哭临，并忙备车驾仪仗出朝阳门迎接太子。不久，有数万骑兵到来，臣民仰视，却是清摄政王多尔衮。正在惊愕间，清兵已大队入城。次日，故明官吏决定改换门庭，上表劝进多尔衮为帝。劝进表虽成废纸，但多尔衮看到明官吏肯忠顺清朝，于是着意笼络和留用明朝大小官僚。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按帝礼为崇祯发丧，谥崇祯为怀安端皇帝；地方官吏归顺者晋级，抗拒者予以严惩；明宗室来归者，不夺王爵，继续享有特权；安抚百姓，废除明末三饷加派；继续镇压农民军，派平西王吴三桂、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率兵兼程追剿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这就使刚入关的清统治者很快取得了京畿一带官僚、地主的支持，北京的形势也得到了初步的稳定。

八旗驻防京师　　
　　多尔衮入据北京后，认识到要维护满族贵州的统治，除了笼络、控制和利用汉族地主阶级外，就必须充分依靠八旗武装作为统治工具。为此，他把南城作为民居，尽圈东、西、北、中城为八旗营地，并使八旗按方位分讯驻守，以环拱紫禁城池。各旗在京城驻守的范围如下：左翼－镶黄旗在安定内门，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右翼－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城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

京师提督九门步军统领设立　　
　　顺治元年（1644），清廷定都北京后，设立了步军统领（或称九门提督），以统辖满、蒙、汉八旗步军营及九门官兵，同时兼管巡捕二营（南北二营）事务。顺治十六年，清廷又添设巡捕中营，隶步军统领麾下。至此，步军统领的全称为“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

通政使司及“登闻鼓”设立　　
　　顺治元年（1644），清廷设立了掌收题本的机关――通政使司，它的主要职责是收纳各省题本，校阅后送交内阁。查有题本不合规制的，揭送内阁参办；如题本有逾限期的，则须移文有关部门议办。在京各衙门的一切奏本，不分公私，也均须送通政使司呈进。通政使司所属有“登闻鼓厅”，内设登闻鼓，供军民击鼓伸冤。“登闻鼓”初设于都察院，顺治十三年十月移置于长安右门外。清廷规定：由科道满汉官轮流值鼓；凡击鼓告状而又确有冤抑者，在京师内必须经各衙门审理，在京师外督抚不为昭雪，由科道官审明封进；越级告者照例责逐。

“顺治通宝”铸就发行　　
　　顺治元年（1644），清廷设立户部宝泉局和工程宝源局，铸钱发行，文曰“顺治通宝”，每文重一钱。宝泉局铸钱供全国经费使用；宝源局鼓铸之钱，要按卯（当时以六千二百四十九串二百七十文为一卯）报呈工部，交节慎库验收，然后作为工部所管各项工程经费发放。

清廷颁布剃发令　　
　　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三日，摄政王多尔衮在给故明内外官民的谕旨中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是为剃发令。汉人的习俗，原本是将头发束在头顶；而满人的习俗，则是在头发中间编成发辫，垂于脑后，周围剃去。强制汉人剃发，改变民族习俗，实质是要在精神上征服汉人，自然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二十四日，多尔衮鉴于清统治尚未稳固，宣布收回成命，允许汉人照旧束发。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清廷在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之后，认为自己的统治已经稳固，再次颁布剃发令。宣布自布告发出后，京城内外军民限十日内剃发，各省军民自部文到日起也限十日内剃发。剃发令措词极其严厉：“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但是，这不仅没有吓倒大江南北的汉民，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情绪。广大农民、工商业者，有气节的士大夫和中小地主、总分官僚豪绅，都坚决反对剃发。此后，随着清军的逐步深入，江南各地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剃发斗争。

福王监国南京　　
　　顺治元年（1644）四五月，当崇祯帝自杀、明朝灭亡，以及清兵入据燕京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陪都南京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明在南京的地主、官僚和军阀为了逃避彻底覆亡的命运，议立新君。以马士英为首的实力派以武力相威胁，拥立明神宗之孙、福王朱由崧。五月初三日，福王监国于南京，南朝政权由此建立。五月初五日，福王政权以马士英、史可法等为东阁大学士，分江北为四镇，由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靖南伯南得功分别驻守淮安、泗州（今安徽泗县）、临淮（今安徽凤阳临淮关）、庐州（今安徽合肥），以屏障南京，防范农民军的进攻。

复明运动兴起　　
　　顺治元年（1644），清廷定都北京后，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强制推行圈地、缉逃人、剃发、屠城等民族奴役、民族压迫的措施，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一场持续的、广泛的、有组织的民族抵抗运动。其中，一部分明朝遗民和其他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标榜“君亲之尊”、“华夏之防”，打着恢复“大明江山”的旗号，披发跣足，奔走呼号，掀起了重要波澜。这就是清初历史上著名的复明运动。随着反清斗争的深入，复明运动的目的有很大不同：一部分地主、官僚哭祭崇祯，声称要相随高皇（明太祖），恢复朱明皇的统治；另一部分地主缙绅、士大夫不是一般地倡言封建纲常、死心塌地忠于一家一姓、眷恋明朝统治，而是首先在于反对满族贵族统治集团的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措施，恢复汉族地主的统治。

清廷定都燕京　　
　　顺治元年（1644）六月十一日，摄政王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等定议，应建都燕京，派遣辅国公吞齐喀等携奏章迎驾。七月初八日，顺治帝在告上帝文中宣布：接受多尔衮的奏请，“迁都定鼎，作京于燕”。八月二十日，顺治车驾自盛京启行，九月十九日至京师，自正阳门入宫。

金坛“削鼻班”抗清　　
　　顺治元年（1644）五月，江南金坛“削鼻班”参加抗清斗争。明代，江南的地主豪绅称其家内奴仆为“鼻头”，任意驱使，横加挞罚。明末，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这些家内奴仆也起而反抗地主豪绅。他们为了洗刷“鼻头”的侮辱，自称为“削鼻州”。清军南下后，“削鼻班”也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洪流中。金坛彭氏奴仆，“削鼻班”首领潘茂、潘珍自称主帅，聚集数万人，于顺治元年五月攻下金坛县城，接着又进攻附近州县，屡败清军，扰得清统治者不得安宁。次年，清昂邦章京哈哈木亲统大军前来围剿，由于原明锦衣指挥、金坛县人史顺震的告密，清军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捕获了潘茂、潘珍，并将他们解往南京处死。

金声江天一绩溪抗清　　
　　顺治元年（1644）七月初十日，金声、江天一在安徽绩溪起兵抗清。金声，字正希，安徽休宁人。崇祯曾封他为翰林院修撰。福王监国时，他被封为左佥都御史，但因与马士英有矛盾而未到任，与门人江天一在家乡日夜操练乡勇，准备抗清。七月初十日，金声率绅衿士民哭于明太祖朱元璋像前，举起了反清大旗。之后，他听从江天一的建议，在绩溪筑起了丛山关，屯军其中，并号召各地起义。不久，一些回到原籍的明朝官吏，如山东御史、宁国人丘祖德，职方郎中、泾县人尹民兴，徽州推官温璜、池州人吴应箕等纷起响应，很快攻克了宁国、泾县、旌德。八月，清兵三路来攻，但金声等毫不畏惧，采取声东击西，乘间出击的战术，杀伤众多清兵。双方相持累月，终于寡不敌众，旌德、宁国、泾县先后落入清军之手。十月初九日，降将黄澍诈称援兵，骗取了金声的信任。次日，清兵里应外合，攻陷绩溪。金声、江一声被俘后，威武不屈，从容就死。

畿南农民军抗清　　
　　多尔衮入据京师后，京南的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保定、内黄、大名、冀州（今河北冀县）等地燃遍了抗清的烽火，到处树起抗清义帜。其中，保定香炉寨农民钱子亮、钱楼，乔家寨农民赵建英，宁晋泊农民韩国壁等，号称大王、都司；内黄农民苏自兴联络李自成部将王鼎铉，各称总督、大元帅。他们纷纷据险要为基地，起兵抗清，声势浩大。有的还联络山东、河南义军，有的潜入北京，散布流言，诸如当年八月中秋，清军要屠城，杀掉老、壮，仅留青年和小孩；“满州的头子们马上要滚回老家了”等等，搅得人心惶惶，统治者也张皇失措，手忙脚乱。顺治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廷以降将沈文奎为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他一到任，各州县告急文书纷沓而至。沈文奎“拮据宵旦，多方调遣”，首先招降了真定义军首领赵崇阳，通过赵崇阳捕斩了韩国壁；接着令总兵王燝带兵围剿各路义军，先后擒杀了钱子亮、赵建英、苏自兴等。至该年底，畿南农民军基本上被清廷镇压。

历法之争　　
　　清军入关后，需要改代换历，于是采用了传教士汤若望以西洋新法所修之历法，定名为《时宪历》。顺治元年（1644）七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该历自一六四五年开始，颁行全国。这引起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强烈不满。顺治末年，钦天监回回科的吴明炫和新安（今浙江新安县）卫官生杨光先先后上书，指责汤若望等造历多有谬误，要求停止实行《时宪历》。顺治帝以西洋历法与实际天象符合的程度，胜过传统的历法，拒绝了吴、杨等人的讦告。清初历法之争，暂告一段落。

清廷逼民“投充”　　
　　清廷入关以后，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族贵族的特权地位，增加奴仆的数量，实行了逼民“投充”的政策，准许各旗招收失去生计的贫民，以供“役使之用”。后来因遭到人民的反对，摄政王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七月十七日下令：凡能自赡的新附军民，不准投充为奴。但这一纸禁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满族贵族的逼迫下，发展到“不论贫富，相率投率”的地步。许多人因害怕土地被圈，或因逃避赋役，携带土地投充旗下；还有的将他姓地土认为己业带投旗下，造成一人投充而一家皆冒为旗下，府县无册可查，真假莫辨，政府控制的人户大为减少。此后，清廷又数次下令，重申禁止投充，但直至康熙初年，“投充”事件仍时有发生。

乌龙会抗清　　
　　乌龙会是明末清初江南农民和家内奴仆反抗封建统治的组织。顺治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北京的消息传到江南后，鼓舞了当地受压迫的农民和家内奴仆。家奴出身的顾慎卿和贫寒士人吕茂成在松江、上海等地组织乌龙会，宣布大地主恃强凌弱的罪状，勒令其交出家产。清兵南下后，他们又积极地在军事上作抗清的准备，并计划攻占松江城，以抗拒清兵蛮横残暴的剃发命令。七月三十日，在清兵的残暴镇压下，顾慎卿受重伤，吕茂成英勇牺牲，乌龙会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但是，乌龙会的成员继续进行抗清斗争，他们中有的和太湖赤脚张三领导的白头军合流，有的加入到声援郑成功抗清活动的行列之中，成为抗清的重要力量之一。

顺治定鼎登基　　
　　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一日，顺治行定鼎登基礼，亲至南郊，发布告祭天地文：“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宣布继续沿用“大清”国号，纪元顺治。这标志着清皇朝中央政权在关内的确立，为满族贵族最终篡夺农民起义胜利果实、摧毁腐朽的南明王朝和完成清的统一大业，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内务府设立　　
　　顺治帝入关定都北京后，即设立了内务府，以管理宫禁事务。顺治十一年（1654）裁撤，顺治十八年康熙即帝位后又重新恢复。内务府衙门当时分“内务府堂”（简称“堂上”，又称“本府”）及所属“七司”、“二院”等，总机关称“总管内务府衙门”。其最高官员为“总管内务府”。所属“七司”是：御用监，系为内务府掌管府藏及出纳总汇的机构；尚膳监，掌内务府所属武职官的铨选、任用及围猎、捕鱼之事，顺治十八年改为采捕衙门；钟鼓司，掌内廷礼乐并考核太监品级，顺治十三年改为礼仪监，顺治十七年又易名为礼仪院；内官监，管理内务府帑项出纳及庄园地亩之事，顺治十七年易名为宣徽院；借薪司，掌宫廷缮修工程事务，顺治十八年易名为内工部；三旗牛羊群牧处，掌牛羊畜牧事务；尚方司，掌审拟上三旗的刑名案件，顺治十一年设，十二年改为尚方院。所属“二院”是：御马，掌掌“御用”马匹，顺治十八年易名为“阿敦衙门”（阿敦系满语，意为马群）；鞍楼，是制备兵具、器械的机构，顺治十一年易名为兵仗局，顺治十八年又改为武备院。

清廷始行捐纳　　
　　顺治初年，清廷为解决军费的不足和财政困难，实行捐纳。允许士子“纳粟入监”，但是不能得官。后来放宽一步，允许被革职的官员纳粮，以恢复原来的官职。

八旗常备兵制建立　　
　　顺治元年（1644）清廷入关后，建立起八旗常备兵制，仍严格实行按民族分别编制的原则，则满州、蒙古、汉军各为八旗，兵额总数约为二十二万余人。八旗兵以满州八旗为基干，采取世袭兵制，在年十六岁以上的八旗子弟中挑补旗兵。满、蒙、汉八旗，每旗各设都统（满语称固山额真）一人，副都统（满语称梅勒章京）二人；所属骁骑参领（满语称甲喇章京），满洲、汉军每旗各五人，蒙古每旗二人。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其兵丁负责保卫宫廷；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黄为下五旗。行军巡狩以上三旗和正蓝共四旗居左为左翼，其余四旗居右为右翼。

清定内外文武官制　　
　　顺治元年（1644），清廷略仿明制，制定了内外文武官制。设翰林院，置汉掌院学士一人，侍读、侍讲学士各二人。改部院左右参政为左右侍郎。改理事官为郎中，付理事官为员外郎。

顺治尊孔　　
　　顺治帝和历代统治者一样，也把儒家思想奉为正统，极力提倡尊孔读经。顺治元年（1644）六月十六日，清廷遣官祭先师孔子，是为入关后的首次祭孔。顺治于定鼎登基礼的第二天，即在十月初一日，便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仍袭封衍圣公，兼太子太傅；孔允钰等仍袭五经博士。第二年的正月二十七日，改孔子神牌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顺治十四年（1657）二月十六日，顺治又从吏科都给事中张文光奏请，将孔子神牌仍改为至圣先师。

山东榆园农民军抗清　　
　　山东西部曹州一带的榆园农民军，原是一支坚强的反明起义队伍。顺治元年（1644）清军占领北京之后，榆园军在李化鲸等人的领导下转入抗清斗争，成为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抗清中心力量。李化鲸等人以濮州、范县（今河南范县）为基地，率军四出攻击清军，并奉明宗室忠义王为号召。反清队伍发展很快，人数达数十万。顺治四年（1647），榆园军还准备与河北农民军会师围攻大名，直逼北京。这时，降清后居住北京的刘泽清（南明福王政权江北四镇之一）也致书李化鲸，要为农民军作内应，事泄被清廷逮捕。清廷看到榆园军势力强大和河北危急，急调出征浙江的原明降将张存仁，总督直鲁豫三省军务，驻扎大名，集中力量剿杀榆园军。李化鲸等挥师山东，于顺治五年七月间连陷曹县、定陶、城武等地，并立天正年号，设官分部，封王、公、候，任命州县官。八月初一日，清廷调重兵围困曹县城。榆园军奋起抵抗，炮火轰天，矢石如雨，杀伤了大量清兵。清廷看到单靠武力围困不能迅速攻下曹县，便派河督杨方兴前往“抚慰”，九月十五日李化鲸等人出城与清军谈判时被生擒，十八日又被押解进京，十一月十二日与刘泽清并其弟、侄被清廷处死。李化鲸牺牲后，榆园军的抗清活动仍在鲁西地区进行着。

山东嘉祥满家洞农民军抗清　　
　　顺治元年（1644）五月，李自成率大顺军西撤后，山东衮、沂二州所属各县农民纷起抗清。山东嘉祥县满家洞农民军，就是其中著名而又突出的一支。满家洞界连嘉祥、金乡等四县，周围二三百里，有大小洞穴千余个。八月间，当地农民军领袖宫文彩，自称擎天王，拥众二万余人竖旗抗击清军南下，旗帜上大书“大顺”年号，公开表示追随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他们以满家洞为根据地，联合周围的农民军，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击清军。清廷获知消息后，即派济宁道朱国治率军前往镇压。朱国治等人剿抚兼施，多次派人宣谕诏安，起义军虚与周旋，实则摆列火炮、枪刀与清军“相角”。次年初，肃亲王豪格亲自坐镇济宁，调动满兵、乡兵约六千余人围困满家洞，宫文彩等二十余人被诱斩。后来，豪格离任回京。六月，清军在河道总督杨方兴的指挥下，大肆进行烧杀，切断水源，堵塞二百五十一个山洞，农民军将士大多自缢身亡，宁死不屈。至此，满家洞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才宣告结束。

南渡三疑案发生　　
　　弘光政权建立后，弘光帝本人在过着逐酒征歌、荒淫无耻生活的同时，深恐有人夺取他的皇帝宝座，于是发生了南渡三疑案。一是大悲狱案。大悲是安徽人，父亲姓朱。早年在苏州出家为僧时，与潞王常淓相遇，认做本家。顺治元年冬天，他从苏州来到南京，自称定王，因“国变出家”，法号大悲。并在刑部审讯时高叫：潞王贤明，应为天子，弘光应该让位。最后被弘光帝斩首。二是皇妃童氏案。弘光帝在明崇祯十四年（1641）初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洛阳后，逃到开封，与周王府宫人童氏一见钟情，封她为妃，不久两人在荒乱中散失。弘光帝即位后，童氏前去投奔，弘光帝毫不眷恋恩爱之情，拒绝见面，并将其下狱。童氏呼天大哭，大骂弘光：“这短命人，少不得死我眼前。”并将一封细书其入宫日月、相离情事的信，求狱官转交。岂知弘光接信后竟弃之不看，口喊：“吾不认得妖妇，速速严讯！”结果童氏被饿死。三是伪太子案。崇祯太子朱慈烺在李自成退出北京后，散失民间，久无消息，忽于顺治二年二月来到南京。弘光群臣在审讯真伪时，有说此人是故明驸马都尉王昺侄孙，被教诈冒东宫。弘光深恐他是真太子，夺自己帝位，但又慑于舆论，只得下诏旨说，暂交人护养，勿骤加刑，待天下百姓均明真相后再申以法律。弘光政权有此三案，弄得人心浮动，有人怀疑弘光帝也是假冒出来的，这更进一步加深了统治集团的矛盾。

皇极门颁即位诏　　
　　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十日，顺治帝在皇极门向全国颁发即位诏书，提出了“合行条例”凡五十五款。主要内容有：加封亲王宗至及满洲开国功臣；察叙满洲将领及入关后降顺之文武官绅；减免刑法，加恤出征兵丁；地亩钱粮俱照明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起征；蠲免加征之辽饷、新饷、练饷等项，以及清兵经过地方之钱粮；保护明朝及历代帝王陵寝；征聘隐逸山林中有才华者；叙用不贪赃枉法之明朝降谪官员，禄养或叙用归顺之明朝宗室、勋臣及其子弟；禁火耗、重科加罚、巧取民财；蠲免若干种折色银、本色钱粮；对山陕“被流寇要挟，今悔过自新”的军民，予以赦宥；禁重利放债、折准房地，等。

八旗官学设立　　
　　顺治元年（1644）十月，清廷批准了国子监李若琳的奏疏，允准满汉官员子弟入国子监读清、汉书。不久，清廷又在京师八旗驻防地，各觅空房一所，立为书院，派国学二厅六堂教官分教八旗子弟。由此，八旗官学建立。以后，清廷规定，八旗子弟每十日赴国子监考课一次，春秋演射五日一次。

清定诸王以下官员俸禄　　
　　顺治元年（1644）十月十七日，清廷制定了岁给诸王以下俸禄：摄政王每年俸银三万两，辅政王一万五千两，亲王一万两，郡王五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二百五十两，公六百二十五两。顺治三年（1646）二月初二日，减摄政王俸银一万两。顺治七年更定王以下官员俸银为：和硕亲王一万两，郡王四千两，贝勒二千两，贝子一千两，宗室公五百两，一二三等公俱一百两，二三等伯俱九十两，二三等镇国将军、三等精奇尼哈番俱八十两，一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俱七十两，一三等阿达哈哈番俱六十两，二等拜他喇布勒哈番四十两，以次至骁骑校、护军校、他赤哈哈番各二十五两。顺治七年（1650）正月十九日，清廷又定王以下官员每年支给俸米数；和硕亲王六千石，郡王二千石，贝勒一千四百石，贝子八百石，宗室公六百石。公以下各有差，最低者骁骑校、护军校等各三十石。

顺治宠眷汤若望　　
　　清廷定都北京后，在华居住的耶酥会士汤若望很快得到了统治者的信任。顺治元年（1644）十一月二十五日汤若望任钦天监掌印官。顺治亲政后，他因给孝庄文太后治好病而被尊为“义父”，顺治即称他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此后，两人过从甚密。顺治不仅在天文、历法、宗教、道德等方面，而且遇有治道、政事时，均相咨商。顺治自己也常到汤若望寓所，仅十三、十四两年，即访汤若望于其馆舍凡二十四次，随意历览教堂书房及花园等处，有时索性共进便餐，欢洽之情有如家人父子。甚至顺治的十九岁生日（1657）也要在汤若望家里过，在顺治的宠信下，汤若望连连升爵加级，并被授予“通悬教师”称号，加俸一倍，随意出入宫廷，结交权贵士宦，不仅连自己在清廷中成为风靡一时的人物，而且传教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至顺治末年，全国各省都有传教士的足迹。由于十四年以后，顺治帝开始崇信佛教禅宗，汤若望企图使其皈依天主教的努力才终于无成。但是，汤若望在顺治的心目中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顺治十六年（1659），当郑成功北伐取得节节胜利之时，顺治初欲逃回盛京，遭太后叱责后又恼羞成怒，声言御驾亲征，同时拔出宝剑砍碎御桌。大臣们的劝解更增加了顺治的怒气，于是列长队往汤若望处请求援助，获得应允。于是，汤若望的三言两语转变了顺治的情绪，从而使清廷的混乱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顺治临终前，又听了汤若望的意见，改立玄烨为太子，承继帝位。

张献忠建元称帝　　
　　顺治元年（1644）初，当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向京师进军时，张献忠率领的大西农民军在四川和明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八月前后攻占了成都，接着派兵攻取四处州县，所至皆克，降遵义和两处土司未下外，据有全蜀。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建国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改成都为西京。他还采用了明初官制，任命左右丞相；设内阁六部，任命六尚书；封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为王；立军都督府以统率全军，等等。大西政权建立后，立即遭到了明军和地主武装的围剿。顺治三年（1647）七月，张献忠被迫放弃成都，退守西充县。不料，这时清肃亲王豪格正率军进攻四川。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军由叛变的大西军将领刘进忠引路，突然袭击西充凤凰山张献忠营地。张献忠率马步军迎敌，打死了许多清将，一度包围了清军。不久，清援军至，大破张献忠军，反败为胜。张献忠在混战中牺牲。此后，孙可望、李定国等人也采取了联明抗清的策略。

山东青州胶州登莱农民军抗清　　
　　顺治元年（1644）九月二十九日，李自成部将赵应元侦察到驻山东青州的清兵人少，于是假意向招抚山东侍郎王鳌永投降，入城后即将其执杀，竖旗抗清，并派人联络附近的农民军。青州知府张文衡闻讯后，好言抚慰赵应元，骗取了赵的信任。十月初，清廷派梅勒额真和托等出征山东，在青州西北驻防。初八日，张文衡和赵应元出城拜谒和托。当张、赵回城时，和托密令清兵随之入城。夜晚，清兵乘赵应元不备，将他和亲信数十人杀死，占据了青州城。赵应元占据青州不久，山东省两支农民军起兵响应：一支是高密人张舆称总镇大元帅，与武印、徐振、管相国等人联络赵应元的部队，在胶州一带抗击清军。十一月十八日，这支军队为清总兵柯永盛所败，张舆被杀；另一支是由秦尚行、王家忠、翟从谔领导的登莱农民军，这支军队聚众万人，共扶生员杨威为帝，在周围三百里内，“势甚猖獗”。清总兵柯永盛在镇压张舆领导的农民军之后，即赶赴登莱“征剿”，秦尚行、杨威先后牺牲，“散其党七千人”。

京师出现“人市”　　
　　清廷入关前，就有人口买卖。入关后，为满足满族贵州家内役使的需要，又以法律的形式准许贩卖人口为奴。当时，京师顺承门（今宣武门）内大街有骡马市、牛市、羊市，也出现了“人市”。每天，人贩子出没其间。他们有的诱拐无知者，将其先藏在土窖内再寻机外贩；有的将满族妇女、儿童圈诱贩卖；有的拐卖民间子女；还有一种强悍棍徒，托卖身为名而将身价伙分者，种种恶行，举不胜举。顺治九年（1652）三月十三日，顺治帝鉴于人贩子的罪行严重地危害了社会治安，下令：“自今以后，将人贩子名色永行禁止”。实际上却是禁而不止，贩卖之风更甚于前。有一个恶名昭著的人贩子金成元，与其结拜兄弟组成了一个贩卖人的集团。他们勾结满族贵州，明目张胆地将拐骗来的民人卖为奴婢，从中牟取暴利，据他自己交代，仅在顺治十二年的半年之间，经他之手就拐卖了一百多人，每个价钱不等，多的达二十余两，少者也可卖至十七八两，总共获利达银二千余两。

一片石之战　　
　　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在农民军到达山海关前，即派部将唐通带数百人前去招降吴三桂，行至距山海关二三十里处的一片石时，突然遭到吴三桂和当地豪绅地主武装的袭击。农民军奋勇杀敌，直战至日暮，牺牲了百余名战士，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这次战役规模虽小，但却表明吴三桂已向农军举了屠刀，李自成的招降活动彻底破产了。

山海关之战　　
　　顺治元年（1644）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到达山海关，即对东罗、西罗、北翼等城发起猛攻，吴三桂督兵顽抗。大战自辰至午约六个时辰，除守御西罗城的吴军设了一伪降计，使农民军将士信以为真，遭受了一些挫折外，守御东罗、北翼二城的吴军均濒临危殆，难于支撑。不料，当天晚上多尔衮率清军到达山海关，次日凌晨，吴三桂以炮轰击农民军的包围圈，从隙道突围直驰清营，拜见多尔衮，剃发称臣。狡猾而机敏的多尔衮害怕农民军，不敢与之硬拼，于是命吴三桂打头阵，自己则蓄锐不发，按兵不动。吴三桂倾精锐而出，农民军英勇搏战。到了午后，农民军将吴军紧紧包围起来，吴军东驰西突，苦战良久，几不能支。正当双方精疲力竭时，作壁上观的清军从阵右冲出，农民军措手不及，忽然间狂风大作，农民军将士睁不开眼，终于败下阵来。山海关战役是关系到李自成农民军兴亡的一次重要战役。李自成自进入北京后，在军事上产生了麻痹大意思想，在策略和战略上又欠周密的考虑，更没有看到清军对自己的严重威胁，以为吴三桂不堪一击，结果吃了败仗，在北京也站不住脚，只得撤回陕西。

弘光政权建立　　
　　顺治元年（1644）五月十五日，在明朝残余的大地主、大官僚、大军阀的扶植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弘光政权把“讨贼复仇”作为宗旨，命史可法以督师地位驻镇扬州，指挥江北四镇与农民军对抗。但它一开始就分成依附四镇的马士英、阮大铖派和依附左良玉（以镇压农民军起义起家的军阀）的东林余党。他们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势同水火。两派都主张镇压农民起义军，而寄希望于和清朝统治者妥楞。而弘光帝本人更是终日沉湎酒色，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对人民的剥削甚于往日。弘光政权终于在清军的铁蹄和人民的唾骂声中土崩瓦解。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五日清军占领南京，弘光帝在逃亡途中于二十二日被俘，次年被解京处死。

马阮祸乱朝政　　
　　马士英，明朝崇祯未任凤阳总督。福王政权建立后，他以拥立之功升为内阁在学士兼兵部尚书，掌握朝政大权，并在朝中招纳贪官污吏，挟福王以令诸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专以除正人、引奸党为务。为此，他把威名卓著的史可法排斥在外，令其督师扬州，又罢除东林党人高宏图、刘宗周等；荐举奄党余孽阮大铖为兵部尚书。阮大铖入朝后，进一步引荐同党，组成奄党，横行朝中，恢复东、西厂特务机构，创制《蝗蝻录》，准备一网打尽东林党人及反对派。马士英、阮大铖还倒行逆施，破坏原有的铨选制度，公开卖官鬻爵，以贿金之多寡决定官职之大小，同时又大肆搜刮各地金银上供入己。故当时民谣讥讽马士英说：“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马、阮在清兵步步南逼、形势日趋恶化之际，为了与宁南候左良玉争夺权力，不惜撤除江淮防线，使清兵如入无人之境，迅速攻下扬州、南京，致使福王政权垮台。对外则采取了对清妥协的态度。顺治元年（1644）七月初五日，马士英遣左懋第等向清乞和，被拒绝。南京陷落前，马士英仓皇出逃，阮大铖降清，次年马、阮先后为清廷处死。

左懋第被清幽禁不屈而死　　
　　顺治元年（1644）七月初五日，南明福王政权派应天（南京）巡抚左懋第为正使，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寺少卿马绍愉为副使，携金千两、银十万两、缎绢万匹，北上向清乞和。乞和的条件是：第一，在北京天寿山特立园陵，改葬崇祯帝后；第二，割山海关外地与清；第三，每年向清献银币十万两。但清廷的目的要消灭南明小朝廷，统一全国，遂不接受和议，并拘捕了左懋第，将其幽禁在太医院，而将陈、马二人释放。陈、马回到南京后，充当了清兵进军南京的内应。次年五月南京被清军攻占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在太医院过着幽禁生活的左懋第痛苦不食。当多尔衮派人令他和属下人剃发时，左懋第等坚决拒绝，被下刑部狱。后来多尔衮和汉官多方劝降，左懋第等除力拒外，惟求速死。多尔衮看劝降不成，下令将其斩首。左懋第至菜市口刑场后，问属下人：“悔乎？”属下人回答说：“求仁得仁，又何悔？”左懋第连呼“好，好”，南向四拜，端坐受刃而死。

多尔衮提出“嘉与维新”　　
　　顺治元年（1644）七月十七日，多尔衮为缓和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提出了“自今以往，嘉与维新”。主要内容是：第一，省刑罚。凡是五月二日（多尔衮进京日）以前，不论京内外，事无大小，已觉未发觉及已结正未结正之刑狱，悉予宥免。同时禁止违谕兴讼者。第二，薄赋税。自顺治元年为始，除正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同时禁止官吏朦胧混征暗派。第三，惩贪官。如发现贪官污吏加耗受贿等事，朝闻夕奏，予以严惩。第四，禁扰民。凡役使归顺人民及占据市行与民争利者，都经迅速改正。第五，禁投充。新附军民中凡力能自赡者，均各安本业，不准令其投充为奴。

朱寿鍪贪酷不法　　
　　顺治元年（1644）冬，宣府巡抚李鉴揭发赤城道朱寿鍪有严重的贪酷不法行为。朱寿鍪得知此事，立即派其子嘱绰书泰向英亲王阿济格求救。阿济格给与李鉴印扎，令赦免朱寿鍪罪。不久，阿济格出师陕西途中，至宣府，面谕李鉴说：“寿鍪忠良，尔宜释免。”李鉴认为朱寿鍪是朝廷要犯，如释放他，对阿济格也不利。绰书泰严厉斥责李鉴说：“尔何不惧王，而反惧冲龄皇帝耶？”李鉴不听，拂袖而去。阿济格又派绰书泰、总兵刘芳名强令李鉴宽免朱寿鍪，李鉴终不听命。次年初，此事下内院等衙门会审，朱寿鍪贪酷不法属实。正月初四日，清廷将朱、绰等人处斩，并抄其家产，刘芳名为虎作伥被革职。十一月，清廷嘉奖李鉴鞍马一匹、貂裘一袭、金五十两、银千两，并以朱寿鍪家产给之。李鉴又要求把这些赏赐作为军需费用，清廷“优旨嘉奖，所赏不准辞”。

京师发生“故明太子案”　　
　　顺治元年（1644）底，有一刘姓男子自称崇祯帝太子，来到太监杨玉的家中。杨玉见而怜之，为其更衣后送至故明周后父周奎家，时公主亦在奎处，相见后放声痛哭。周奎先是跪献酒食，继而疑其有诈，于是奏报清廷。摄政王多尔衮闻讯令故明袁贵妃及东宫官属太监等辨认，并问以明宫中旧事，回答不出。袁贵妃等均认为刘姓男子是假冒，只有花园太监常进节、指挥李时荫执为真。吏部侍郎沈惟炳、御史赵开心等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应加详审以定真伪。清廷经过覆审后，声称刘姓系假冒太子，将其和杨玉、李时荫等十五人处决。赵开心因疏中“太子若存，明朝之幸”一语，触怒清廷，也论罪当斩。多尔衮考虑到他是言官，免死，但罚俸三个月。此后，清廷又下谕说：有以真太子来告者，太子必加抚养，来告者也将给优赏。

圈地令推行　　
　　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廷下圈地令。清廷迁都北京后，为了维护以皇帝为首的满族贵族的特权地位和保障八旗兵的生活，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占土地。第一次圈地主要是圈占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地，以及死于“寇乱”的明朝皇亲、驸马、公、候、伯和太监等的土地。第二次（顺治二年九月十六日），圈地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今河北滦县）和遵化等府州县的“无主之地”。第三次（顺治四年正月初九日），圈地，清廷以上次所圈之地中薄地甚多为由，将近京四十二府州县内的土地，不论有主无主，全行圈占。三次圈地和其它一些零星的圈地，共占地十五万九千多顷，其中皇室庄田就占五千七百多顷。在被圈占的州县内，大部分土地和房屋均被八旗贵族和兵丁夺去，民地所剩无几，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惨不忍睹，有的被迫起来同清廷进行斗争。圈地摧毁了大批生产力，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最后，在广大汉族人民（包括一部分受损害的地主）的强烈反对和斗争声中，顺治帝于四年正月初九日下令，此后永行禁止圈占民田、房屋。命令发出后，大规模的圈地停止了，但零散的圈地仍在继续。顺治十年（1653）十月初三日，顺治帝又重申“以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直至康熙八年（1669），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的圈地，方基本停止。

清廷在近畿设官庄　　
　　顺治初年，清廷从京畿圈占的土地中，拿出一部分给皇室，于是出现了皇庄，也称官庄。据史载，当时共设官庄一百三十二所。每庄给田三百晌（每晌合六亩），庄头各给绳地（一绳为四十二亩）。官庄由内务府会计司管理，故又称为内务府官庄。后来，又以近畿土地不足，“展边开垦”，在盛京（今沈阳）等寺设置八旗庄田。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在盛京丈出地亩三十二万九千余顷，以其中的二十七万六千余顷为旗地。官庄按生产种类，又分为粮庄、豆秸庄、稻庄、菜园、瓜园、果园、蜜户、苇户、棉靛户等等。各庄均有庄头，役使数量不等的壮丁，生产出来的粮、草、菜蔬、家禽等，供皇室衣食服用，或折成银两，交内务府会计司。

里甲制与保甲制在地方混杂并行　　
　　里甲制与保甲制，是清统治者入关后对人民进行统治的基层组织。里甲制是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选丁多者十人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它以户为主，目的是弄清一户负担的田粮丁银，以便征收赋役。保甲制是以十户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牌设牌头，甲设甲长，保设保正。它以人为主，目的在于维持地方治安秩序，防止人民反抗。但在顺治年间（包括康熙年间），里甲制与保甲制经常混杂并行，或合二为一，两者并无明显界限。其主要表现是：保甲制度中十家为单位的组织形式常常依靠里甲组织来安排，保甲组织参与里甲事务。顺治后期，清廷为了更好地发挥保甲制的作用，采取了一些措施使保甲依附于里甲的状况得以改变，保甲组织逐渐自成体系。甚至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地之后，保甲制才取代了里甲制。

公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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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 顺治元年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