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

明

公元1368年

戊申

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

明朝建立
　　明朝是由朱元璋建立的统一王朝，定都南京，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它建立于1368年，到1644年灭亡，共二百七十七年，先后经历了16个皇帝。
　　朱元璋称帝后，又经过20年征战，统一全国。疆域最广时，北达乌第河，东北达日本海，西达哈密，包括西藏在内的西南及东海南海诸岛尽在版图之内。朱元璋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对前朝的制度革故鼎新，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加强了中央集权，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在洪武年间就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为明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明成祖年间，明帝国达到了全盛时期，15世纪初，郑和七次下西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明代自正统朝（1436）开始走向衰落，皇帝不事朝政，任由宦官当权，致使吏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民不聊生，农民起义频频爆发。虽然有万历年间的张居正等人的改革，但都杯水车薪，无法挽救其衰败之势。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攻占北京，宣告明朝统治的结束。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继续发展的时代，但总的来看，我国的科技已落后于西方。而且，当西方在同时期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明朝的统治者却闭关锁国，实行海禁，致使我国在东南沿海地区零星出现的资历本主义萌牙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而夭折了。这一点导致了我们伟大富强的文明古国开始落后于西方诸强国。

朱元璋即皇帝位
　　自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参加元末农民起义郭子兴部起，即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组织才能，自率一支农民起义军，攻城掠县，势力渐次扩大。至正十六年，率师渡江，攻下集庆，改名应天府。遂以应天为据点，派兵四出，应天周围郡县，尽为朱元璋所有。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称吴国公。至正二十四年，在消灭陈友谅的胜利声中，自立吴王，立衙署，建百官，继续调兵遣将，扩大战果。在围剿张土诚的同时，改元至正二十七年为吴元年。乘消灭张士诚的胜利，制定南征方国珍、陈友定，北伐元朝的战略，兵将奉命而出，进展十分顺利。第二年（1368）正月初四，朱元璋在百官的劝进和拥戴下，于郊坛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改元洪武，追尊四代。返回奉天殿，宣国公李善长奉册宝，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朱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其他有功文武之臣，皆给予进爵和奖赏。朱元璋在即位诏中，大谈天命所归：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疆，豪杰纷争。我朱元璋本为淮右庶民，只是承上天眷顾、祖宗之灵，才在豪杰逐鹿之中而起，广致英贤文武，拯救百姓，使之民安田里。由于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尊我为皇帝，勉徇舆情，而即帝位。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明军北伐和元朝灭亡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在进行南征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的同时，决定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统率25万大军，水陆并进，北取中原。朱元璋的北伐战略有三个部署：第一步“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第二“旋师河南，断其羽翼”。在前两步胜利后，形成三面包围元大都的军事形势。第三步就是“进兵大都”，灭亡元朝。元朝虽调集各部兵马作困兽斗，但无奈大势已去，元顺帝携太子北逃上都。明军于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攻入大都，元朝灭亡。

明代书法
　　明代的书法艺术，主要崇尚帖学。前期宋克、宋璲、宋广的草书、楷书直接承元人，成绩显著。皇家倡导以二王楷书为范本，由沈度、沈粲兄弟为主要代表的书法家形成与宫廷院体画相对应的“台阁体”。
　　中期，即吴门画派活跃的成化至嘉靖年间，江浙一带，尤其是苏州地区的书法创作日益繁荣，出现了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一批杰出的书法家，当时有“天下书法皆归吾吴”（《艺苑卮言》）之说。号称吴中三大家的祝、文、王等文人，在李东阳以及同里的吴宽、王鏊、李应祯、徐有贞、沈周等人书风的影响下，上追晋唐古风，突破“台阁体”束缚，形成了个性鲜明的风格。
　　明晚期草书之风大盛。在前期陈献章创制束茅代笔的“茅龙书”引导下，徐渭豪放不羁的狂草继之，张瑞图之峻峭，黄道周之伟岸，倪元璐之放逸，王铎之腾挪……折射出大动荡时代人们的心态与创造力。在名震一时的“四大家”董其昌、邢侗、张瑞图、米万钟中，主张“字须熟外生”的董其昌声誉最著，他追求平淡古朴的书品与画风，对于明末一直到清代中叶都有着很大影响。

明代绘画
　　明代的绘画艺术，最主要的特点是画派纷呈，名家辈出，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两宋画院风格为代表的院体画和以元代黄公望、吴镇、王蒙以及倪瓒为代表的文人画两大传统的发展变异。明初在相当一段时期里，追求雍容华丽和雄劲阳刚的“院体”与“浙派”占据了画坛的主导地位。而直接承继元画的文人画传统，一直到明代中叶，才随着新经济因素的发展与文人个性意识的自觉，逐步取代了“院体”的主流地位。明代末年出现了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的局面，这与皇权的衰弛、城市的繁荣以及“实学”的兴起不无关系。经晚明董其昌的倡导，使文人画日益成为创作的时尚。明末，传教士的来华，带进了西方古典主义的油画、版画及其他工艺美术品，促使了中国艺术家对中西美术进行比较和对西画方法的斟酌去取。

明代家具
　　明代家具是中国家具史上的一个顶峰，是中国家具民族形式的典范和代表，在世界家具史上也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影响深远，占有重要地位。明代家具多用南洋进口的优质硬木，诸如黄花梨、紫檀木、红木、铁木、杞梓木等，质地坚硬，色泽柔润，纹理优美，据说很多是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带回中国的。明代家具的艺术特点是：造型简洁，加工精细严谨，显得精致高雅，比例合度，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很和谐；尺度科学，符合人体功能要求；种类多，造型丰富；重点装饰，少而精。具有很高艺术水平的明代家具，对中国乃至世界家具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瓷器
　　明代制瓷业以景德镇为中心获得了杰出的发展。主要成就是：景德镇瓷胎继续沿用了元代的“二元配方法”，创造了“脱胎”瓷器。石灰碱釉基本形成，发明了吹釉法，釉下青花术普遍发展起来，它不但是景德镇，而且成了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在低温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釉上彩，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成化（１４６５－１４８７）时期还开创了釉下青花和釉上斗彩相结合的新工艺。单色釉技术有了较大提高，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充分显示了明代窑工的高超技艺。除江西景德镇外，福建德化的象牙白，山西晋南的法华三彩，也都反映了明代制瓷技术的杰出成就。景德镇和法华三彩采用牙硝为助熔
剂，是一项重要贡献。明代还发明了阶级式龙窑和倒焰式馒头窑，为提高热利用率，改善烧成条件和产品质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明代金银器
　　明代金银首饰业比之前代有重大发展，出现了花丝工艺。花丝工艺是用很细的金银丝编织，堆垒成首饰，其上再镶嵌珍珠宝石，显得玲珑剔透，珠光宝气，非常精细华贵。北京宫廷内府有花丝生产，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金冠、凤冠就是内府所产。金冠是用极细的金丝编织成的，上有二龙戏珠装饰，外表简洁，装饰精巧，工艺精细。凤冠除用花丝镶珠工艺外，还用点翠工艺装饰，点翠即贴鲜明的蓝绿翠鸟羽毛，龙凤呈祥，金碧辉煌，珠光宝气，异常华贵。明代的宫廷金银饰物，器皿还有金花钗、双鸾金簪、金壶、金爵、金盏、金碗、金盘、金匙、金盂、金粉盒等，大多镶嵌珠玉，表现出精致豪华的皇家气派。

明代珐琅器
　　掐丝珐琅工艺早在元代就已传入我国，但直至明朝才得以发展，尤其是在景泰年间达到顶峰，后来人以此时之制品为标准，称之为景泰蓝。掐丝珐琅工艺有几道主要工序，即先做金属胎，一般采用铜胎，再将金属丝做成花饰图案烧焊或胶粘于胎上，形成框格样的凹陷，然后将珐琅釉药填充其间。经烧制后使珐琅熔化至完全透明并略带蓝色或绿色。如果在熔融时再加入用于着色的各种金属氧化物，就可制成各色珐琅。经过多次烧制和填充珐琅料，再经过打磨等处理，就成为景泰蓝工艺品。明朝时制造的景泰蓝品种扩大，既实用又美观。明代掐丝珐琅器专门由御用监承担管理烧造，以满足皇家的广泛需用。现存品
种有炉、盏、瓶、盒、轴头、蜡台、尊等。

明代服饰
　　明代服饰是中国历史上“汉官威仪”的集大成者。明初废弃了元朝服制，并根据汉族人民的习俗，将服饰制度作了重新规定，这就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了明代服饰要恢复与体现汉官威仪--即中国汉民族的古制、封建的等级与尊卑贵贱。明代对帝后、文武官员、庶民服饰的样式与尺寸、衣料、帽顶、绣样、色彩，乃至鞋履都有严格规定，因为服饰最能“辨贵贱，明等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晚明万历以后，明人的服饰发生了剧烈和显著的变化，显现出绚丽多姿的风采，妇女的着装与衣饰，更是争奇斗艳。这一时期，男子的巾帽主要有乌纱帽、网巾、四方平定巾及六合一的统帽等；妇女的服饰主要有衫、袄、霞
帔、背子、比甲及裙子等。可以说，“美”入民家是明代服饰文化最为突出的特色和引人注目的社会风尚。

明代漆器
　　中国漆器工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特别是到明代，漆器工艺发展达到了顶峰，无论是品种、技术都有长足的发展，并出现了总结漆器工艺技术的专著以及一批著名的能工巧匠。在明代还出现了中国古代惟一现存的一本漆艺专著——《髹饰录》。该书由明后期漆艺大师黄成所著。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丰富多彩的漆艺品种及其历史，以及中国古代各种漆艺的装饰手法，为后人进行漆艺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中国古代漆器工艺的不断发展，不仅为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而且还传播到全世界，先是东亚、东南亚，继而是西欧及北美。世界上一切制造漆器或用其他材料摹仿漆器的国家，无不或多或少受到中国的影响。但中国的能工巧匠们也善于吸收他国的长处，尊重别人的成就。这也是中国古代漆器工艺能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

朱升奉命纂修《女诫》
　　洪武元年（1368）三月一日，朱元璋命翰林儒臣修《女诫》。他对翰林学士朱升等说：“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观察历代宫闱，政由内出，没有不酿成祸乱的。常言道，内嬖惑人甚于鸩毒。只有贤明之主，能防患于未然，昏庸之主，没有不为其迷惑的。你们为我纂述女诫及古贤妃可以效法的事例，目的在于使子孙知所持守。朱升等遂奉命纂修。不久，即呈送朱元璋。

明军北伐，元朝灭亡
　　平江（今江苏苏州）城破，张士诚败亡之后，朱元璋随即召集诸大将开会，商议下一步战略部略。当时，福建、两广已派大军前往，估计平定有日；四川的夏国和元梁王盘拒的云南孤立自守，一军可定；北方中原地区，军阀混战，内耗不已。诸将一致认为，北伐时机已经成熟。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五万开始北伐。朱元璋总的作战布署是：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然后进兵大都，不战而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按照布署，徐达、常遇春率军由淮安（今江苏淮安）北上，直扑山东。到年底，山东全境尽为徐达占领。同时，由征戍将军邓愈率领的偏师也由襄阳 （今湖北襄樊）北略南阳（今河南南阳），进入河南境内。十二月，中书右丞相李善长率百官奏请朱元璋正式建国称帝。次年（1368）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奉天殿即皇帝位，建国号曰大明，年号洪武。一个新的朝代正式建立。洪武元年（1368）三月，徐达、常遇春挥师入豫，直捣汴梁（今河南开封）。驻守汴梁的元将李克彝和降元的原天完将领左君弼，明军一到，李克彝遁，左君弼降。明军很快连克福昌（今河南永宁东北）、钧州 （今河南禹县）、许州（今河南许昌）、陈州（今河南淮阳）、汝州（今河南临汝）。同时，明将冯宗异克陕州 （今河南陕县），据潼关，西掠至华州，防李思齐东来。五月，朱元璋到汴梁，下令停止西征，决定开始北伐大都。当时北方各支军阀与朝中太子、朝臣党同伐异，相互攻打，混乱一团。为了利用这种有利形势，防止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转而共同对付明军，朱元璋下令徐达迅速直攻大都，故意留出一条道，将元顺帝逐出塞外。闰七月，朱元璋南返应天。徐达率军北上，攻克卫辉（今河南汲县）、彰德（今河南安阳）、磁州 （今河北磁县）、邯郸（今河北邯郸）、临清（今山东临清），在德州（今山东德州）与山东明军会合，然后继续沿运河北上，破长芦（今河北沧州），达直沽（今天津），元将也先逃入海，京师震惊。徐达进据通州（今北京通县）。七月二十八日，顺帝见大都不保，乘夜带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及诸妃仓惶出健德门，北奔上都 （今内蒙古正蓝旗）。八月二日，徐达率明军进入大都，统治了九十七年的元朝政权宣告灭亡。元顺帝逃到上都后，多次指挥军队反扑大都，均未成功，于洪武三年（1370）四月在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滕旗达里诺尔西岸）病死，子爱猷识里达腊在和林（今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继位。爱猷识里达腊死，子脱古思帖木儿继立。元室后裔一直在漠北保持着相当实力，与明朝为敌，史称“北元”。

马氏受封皇后
　　夫荣妻贵。自幼失去父母寄为养女的马氏，从夫人到皇后，随着朱元璋地位的变化，日渐荣耀。终于成为明代女流第一人。马氏（1332—1382），不知其名，宿州人。父母早亡，寓郭于兴为养女。元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投奔郭于兴部下为兵，子兴奇其才能，即以马氏许配元璋。从此，马氏竭尽妇道，以元璋喜忧为喜忧，且常率将士妻妾随夫出征，受尽了坎坷急迫之苦。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即皇帝位，即册封马氏为皇后。身为皇后的马氏，仍以常人处之，谦虚谨慎。暇时常令女史讲求古训，习前朝贤后家法，厚待妃嫔宫人。对入朝命妇，亦以家人礼相见。因与元璋共过患难，深知其易怒的脾性，所以，每当元璋前殿决事震怒而还，便不失时机地予以规劝。如参军郭景祥守和州，有人告发其子欲持稍杀父。朱元璋不问青红皂白，令斩其子。马氏劝道：景祥只有一子，待之甚厚，怎么会杀生身之父呢？若告状不实，岂不是绝人之后！元璋再派人查核，确属诬告。宋濂以其孙宋慎的罪过受到牵连，朱元璋下令将其逮至京师，欲论死罪。马氏为之求情道：民间百姓为子弟聘请先生，都特别恭敬，待如上宾，何况是天子聘请的师傅，更应以礼相待。宋濂致仕家居，宋慎在京师的事，他怎么会知道呢?元璋仍坚持己见。等到吃饭时，马氏不备酒肉，元璋不解。马氏说是为宋先生作福事。元璋恻然。第二天，下令赦宋濂死罪，流放茂州。马氏出身贫贱，平时生活俭朴，常教诸王、公主知蚕桑之艰难，对民间疾苦尤要关心。每遇旱灾、水灾，马氏都要率宫人蔬食祈祷，设麦饭野羹，且劝朱元璋及时赈济。还关心监生家室痛痒，建议朝廷给监生家发放粮食，等等。洪武十五年，马氏的病情日渐沉重。大臣纷纷劝请祈祷，求良医。马氏说：死生有命，祷祀何益！又担心医生治不好病而无故得罪，连药也不肯吃。在临终前，朱元璋问她有什么事要交待的?她说：“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同年八月十日死，年五十一岁。朱元璋为之痛心疾首，决心不再另立皇后，以报马氏。九月葬孝陵，谥孝慈皇后。永乐元年（1403）尊谥孝慈高皇后。

设置东宫官属
　　洪武元年（1368）正月初四日立世子朱标为皇太子，初十日即设置东宫官属。由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平章鄂国公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大都督冯宗异兼右詹事，平章胡廷瑞、廖永忠、李伯升兼同知詹事院事，左丞赵庸、右丞王溥兼副詹事，参政杨宪、傅瓛兼詹事丞，同知大都督府事康茂才兼左率府使，张兴祖兼右率府事，大都督副使顾时、孙兴祖兼同知左、右率府事，佥大都督府事吴祯、耿炳文兼左、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邓愈、汤和兼谕德，御史中丞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治书侍御史文原吉、范祖显兼宾客。

遣使核实浙西田亩
　　洪武元年（1368）正月十三日，朱元璋下诏，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实田亩。谕中书省臣说：兵革之余，郡县版籍多有失散，田赋之制，不能无增损。征敛失中，则百姓埋怨。现在要经理核实，以清其源，无使过制，不病吾民，使百姓得以各安生理。而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今由周铸等往诸府县核实田亩，定其赋税，此外令其勿有所妄扰。在周铸等临行前，朱元璋又告诫道：命你们前往核实田赋，一定要如实奏报，无踵袭前弊，妄加增损，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则，国有常宪，当予重处。并各赐衣帽，遣往浙西。

水马站、递运所、急递铺的设立
　　此为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的交通设施。洪武元年 （1368）正月二十九日，朝廷令各处必因地理条件，量宜设置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冲要处或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余非冲要地区又系经行道路，或设马二十匹、十五匹、五匹。驴的数量亦依上述比例。马分上中下三等，根据百姓田粮多寡出备。一般地说，上马一匹，粮一百石，中马八十石，下马六十石。如一户粮数不及百石，允许众户合粮，并为一夫，视使事缓急给上中下马。每驿，有供帐使者，每天给廪米五升，路过者给三升，设官一人掌管。水驿，如处使客通行正路，或设舡二十只、十五只、十只，如处分行偏路，亦设舡七只、五只。舡以绘饰。每舡水夫十人，由税粮五石以上、十石以下的百姓派充，不足五石、十石者，众户合粮，并为一夫。递运所，分水陆两类，水递运所置舡俱以红色绘饰。六百料舡，设水夫十三人，五百料设十二人，四百料设十一人，三百料设十人，皆选民粮五石以下之家派充。陆递运所置大车、小车。载米十石大车，设夫三人，牛三头，布袋十条；载米三石小车，设夫一人，牛一头。每夫一人，出牛一头，由民粮十五石之家派充，不足十五石，允许众户合粮，并为一夫。急递铺。每十里设一铺，铺设铺司一人，铺兵：要路十人，僻路五人或四人。由附近民有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之家派充，且必须是少壮正身。每铺设十二时日晷，以验时刻；铺门置绰楔一座，常明灯一副，籍历二本；铺兵各置夹板一副、缨枪一把、棍一条、回历一本。递送公文，依照古法：一昼夜通为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行三百里。凡遇公文至铺，随即递送，无分昼夜，鸣铃走递。前铺闻铃，铺司预先出铺交收，随即于封皮格眼内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速令铺兵用袱及夹板裹系，持小回历一本，急递至前铺交收，于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毋致迷失停滞。若公文至，不即递送，因而失误时机及折动损坏，按罪如律。由各州县在司吏中选派铺长一人，巡视提督。每月，官置文簿一本，发给各铺，如实填写所递公文、时刻、件数，以便稽考。无印信的文字，不许递送。九月十七日，改各站为驿。

平定两广
　　两广，即广东、广西。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在布署北伐的同时，派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率湖广诸卫军进取广西，先行出发。洪武元年（1368）二月，汤和、廖永忠攻取延平，朱元璋及时抽调廖永忠与朱亮祖率舟师由海道取广东；另调赣州卫指挥使陆仲亨由韶州直逼德庆。杨璟一路，披坚执锐，由衡州推进广西，经过激烈争战，攻取永州、全州，进围靖江，陆仲亨一路，历时三个月，连下英德、清远、连江、连州、肇庆及德庆诸州县；廖永忠一路，于三月由潮州登岸，遣使向元朝驻广州的左丞何真招谕劝降，何真献上印章、图籍、户口、甲兵、钱谷等，奉表归附，其他州县，不战而下。廖永忠、朱亮祖率胜利之师沿西江入广西，与杨璟合力攻靖江，双方僵持两月，于六月攻破靖江城。再挥师扫平其余州县。洪武二年三月，置广西行中书省。至此，广西、广东尽归元璋版图。

定郊社宗庙礼仪
　　洪武元年（1368）二月，议礼总裁官、学士陶安与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进郊社宗庙礼仪。以王者事天明，事地察。冬至报天，夏至报地，顺阴阳之义，固此，于南郊圜丘祭天，于北郊方泽祭地。据此议定，以经为正，依周制分祭南北郊。冬至则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则祀皇地祗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渎从祀。宗庙礼仪规定；追尊高、曾、祖、考四代，各为一庙。庙皆南向，以四时孟月及岁除祭祀，凡五亨。朱元璋亲加裁定，命于盂春分祭各庙，其余三时及岁除，合祭于德祖庙。

朱元璋论忠谏谗佞
　　洪武元年（1368）二月，朱元璋在奉天门召见侍臣，论述忠谏谗佞。他说，凡人上疏建盲，都有忠谏、谗佞之分。忠谏之官虽然逆耳难听，但其有益如药石可以治病，谗佞之盲虽顺耳好听，但其遗患不可胜言。而谗佞小人，设机而巧，好察颜观色，乘虚而入。开始，以微小可信之事，言于人主，借以探其浅深。若人主听信，又马上进言。人主以为上次所谈之事可信，便不加思索地信以为真。若如此，谗佞小人便得以肆其志，结果，妨贤病国，无所不至。自古以来，这类事件和教训是很多的，可惜的是昏庸之君始终不知悔悟，原因在于被甜言蜜语所迷惑。惟有刚明之君，审择于是非，取信于公论，不偏听偏信，才能杜绝谗佞小人进谗的途径。

恢复唐制衣冠
　　元朝时期，推行蒙古族习俗，衣帽式样随之改变。士庶皆辫发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则为胯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下服裙裳。有的改变姓氏，习胡语等。朱元璋对此十分厌烦，于洪武元年（1368）二月十一日，下令恢复唐制衣冠。规定：士民皆束发于头顶。官吏戴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戴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色，乐工戴青万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拧丝绫罗纳绢，歌妓戴明角冠皂褙子，不得与庶民妻同，不得穿两截胡衣。严厉禁止辫发椎臀、胡服、胡语、胡姓。洪武三年二月初四日，以士民所服四带衣未尽善尽美，遂制四方平定巾颁行天下，令士人吏民如式制作。

朱元璋论谏诤与纳言
　　洪武元年（1368）二月十八日，朱元璋与侍御史文原吉等谈论谏诤与纳言。他说：谏言之臣以言为职，可贵的是忠言日闻，有益于天下国家。若君有过当之举，而臣不言语，是臣负于君，臣能直言而君不采纳，是君负于臣。我常想，一介之士于万乘之君，因地位悬绝，平时能说的话，在临对之时，或畏避不能尽其词，或仓促不能达其意。所以，我每次都是和颜悦色地听着，唯恐其不尽言；对盲而不实的地方，我也不追究。从秦汉以来，季世末主，护短恶谏，诛戮忠直，致使人人自危，不肯谏言。如此恶性循环，积怒愈深，以至灭亡。日月之行犹有薄食，人之所为，怎能没有过错呢?惟能改过，便可成德。又说：其有实而人言之，则当益勉于善；无其实而人言之，则当益戒于不善。关键是纳其忠诚，不究其差谬。

议定役法
　　明朝建国之后，经营兴作，在在多有。朱元璋恐派役不均，累及贫民，遂令中书省臣议定役法。洪武元年（1368）二月二十四日，中书省臣呈上议定的役法：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一顷，以其他田土补足。名曰“均工夫”。洪武三年七月初五日令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编《均工夫图册》。每年农暇，丁夫赴京师供役三十天，役满归家，其田多而丁少之家，可雇人充夫，田主出米一石供丁夫日用，非雇人而计亩出夫的，亩出米二升五合。朱元璋谕中书省臣说：民力有限而徭役无穷。自今以后，凡有兴作，特别需要的，暂借其力，不急之务、浮泛之役，一律停工。

京省铸洪武通宝
　　朱元璋即位前，在应天置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并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洪武元年 （1368）三月一日，命户部及行中书省鼓铸“洪武通宝”钱。分五等：当十钱重一两，当五钱重五钱，当三钱重三钱，当二钱重二钱，小钱重一钱。各行中书省同时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洪武四年，改铸“大中通宝”、“洪武通宝”为小钱。洪武八年，罢宝源、宝泉局。洪武十年复设宝泉局，铸小钱与钞兼行。税课收取比例为钱三钞七。百文以下只用钱。洪武二十二年，朱元璋下令更定钱式，生铜一斤铸钱一百六十。洪武二十三年又定钱式，每小钱一文用铜一钱二分，其余四等钱，依小钱用铜递增。洪武二十六年，因两浙、江西、福建、两广百姓重钱轻钞，有的以钱一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致使物价上涨，钱法遭到破坏。朱元璋即下令罢宝泉局。

朱元璋论兵事
　　洪武元年（1368）三月十五日，朱元璋在奉天门与刘基论兵事。他说：“克敌在兵，而制兵在将。兵无节制则将不任，任将非人则兵必败。因此，在两军相争决死生成败之际，有精兵不如有良将。”刘基说：“我每次见陛下筹划帷幄，未见得制胜，而结果摧锋破敌，动若神明。才知任将在陛下。所以，与其说是将帅的胜利，不如说是陛下妙算的胜利更恰切。尤其是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取得胜利，这就更为难能可贵了。”朱元璋说：“所谓兵，即是谋。因敌制胜，得从实际出发，岂能泥于古法!我曾亲当矢石，观战阵之事。开阉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无常，根本无暇考虑古法。关键是根据急速变化的形势，采取相应的战略战术。”

劝课农桑
　　洪武元年（1368）四月一日，户部尚书杨思义以农桑积储不足，奏请令民间皆种植桑、麻、木棉等经济作物。建议四年后始征其税：麻，每亩征八两，木棉每亩征四两。不种桑的，罚其纳绢；不种麻的，罚其纳布；朱元璋批准施行。洪武五年十二月，朱元璋令中书省，将农桑的种植作为对地方官考课的内容。洪武二十五年，令凤阳、滁州、庐州、和州等地百姓，每户种桑二百株，枣二百株，柿二百株。后又屡次诏渝，购买桑种拨给湖广诸郡，劝民种植，还派遗官吏予以督促。

绘制古孝行图示子孙
　　洪武元年（1368）四月初八日，朱元璋令盾同等儒臣将古代贤良君臣的孝行及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的事例，绘制为图，以训后世子孙。他说：“我家本以农为业，祖父皆为仁孝长者，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我。今令你们绘制此图，目的在于使后世观览，懂得王业艰难。”詹同等说；“陛下昭德垂训，莫此为切。”元璋又说：“富贵易骄，艰难易忽，久远易忘。后世子孙，生长深宫，惟见富贵，习于奢侈，不知祖宗积累之难。因此，示以此图，朝夕观览，知有所警。”

禁止宦官预政典兵
　　洪武元年（1368）四月十六日，朱元璋对侍臣说；“我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因宦官之祸而灭亡，实在惋惜。宦官在君主左右，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是不可缺少。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深戒。宦官之流处在宫禁，只可使其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绝不能令其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说是宦官之罪，但实在是君主宠信的结果。若使宦官不得预政、典兵，他们想为祸乱，也无隙可乘。”洪武十七年，铸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于宫门之中。后又敕诸司，不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不许其读书识字。

范常辞归
　　范常生卒年不详，字子权，号琅邪山人，滁州人。元至正十三年（1353）朱元璋下滁州，范常杖策谒军门，留置幕下，有疑则问，悉以实对。诸将克和州，骚扰不戢，范常建言：“得一城而使人肝脑涂地，何以成大事?”元璋切责诸将，严肃军纪。授元帅府都事。至正二十五年，出任太平知府，以简易为治，兴学校，劝农桑，甚得民心。三年后召为侍仪。洪武元年（1368）四月二十三日擢翰林直学士兼太常卿。不久，以疾致仕。一年后，又召复原官，再改起居注。元璋设宴间，每令儒臣列坐赋诗为乐，范常思路敏捷，语多直率，且先作成。元璋笑着说：“老范诗质朴，殊似其为人。”后因足疾乞求致仕归。元璋赋诗四章送之，赐宅于太平。

朱元璋幸汴梁会诸将
　　洪武元年（1368）四月二十四日，朱元璋为与徐达等诸将谋划取元都，离京师，赴汴梁巡幸，五月二十一日到达。次日即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北伐副将军常遇春、都督同知冯宗异到行在谒见，元璋设宴款待，高兴地说：“大将军与将军率师北伐，不到一年，即平齐鲁，下河洛，真是劳苦功高。”二十四日，设置中书分省，以中书参政杨宪署省事。六月一日，大将军徐达谒见，元璋大加褒扬说：“将军率师征讨，勤劳于外。古人说忠尔忘身、国尔忘家。以此誉将军，一点也不过分。我听到河朔之民，日夜盼望我军，将军宜与诸将乘时进取，安抚百姓才好。另外，从天道、人事观察，元都可不战而克，大丈夫建功立业，各有其时。揆时之会，不失事机。希望将军抓住战机。”元璋又召问徐达：“攻取元都，你有什么良策?”徐达说：“臣自平齐鲁、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为观望，今潼关又为我所有，张思道、李思齐失势西窜，元之声援已绝。臣等乘势持其孤城，必然克之。”元璋据地图指示道：“你的想法是对的。可是，北土平旷，利于骑战，不可无备。宜选偏裨，提精兵为先锋。将军督水陆之师继其后，下山东之粟以给馈饷。由邺趋赵，转临清而北，直抵元都。彼外援不及，内自惊溃，可不战而下。”徐达问：“臣考虑进师之日，恐其北奔，将遗后患。要不要命师穷追?”元璋说：“元起朔方，世祖时才入主中原，乘气运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已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厌绝，彼自澌灭，不必穷追。但其出塞之后，即固守疆域，防其侵扰就行了。”徐达领命而去，与诸将商讨北征事宜。朱元璋在开封下令，赐北征将士夏衣。七月二十三日，元璋将离开开封时，徐达自陈桥入辞。元璋告谕道；“我与你们率众渡江，誓除祸乱，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战斗于矢石之间，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我每念及此，惕然于心。这是不得已的事呵。中原之民，久苦争战，死亡流离，遍于道路，我本欲拯救百姓于水火，命你们帅师北征，廓清中原。元起于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国，将及百年。今其子孙怠荒，不恤民难，天厌弃之。你们克城之日，勿虏掠，勿焚荡，勿妄杀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很好对待。以上答天心，下慰人望，成我伐罪救民之志。”诸将感激拜辞而退。二十八日，元璋离开封回京师。

征贤才授守令
　　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十一日，征天下贤才至京，授以守令，厚加赏赐赴任。朱元璋对中书省臣说：“治国家以得贤才为先。贤才齐集，国家才有希望。可是，布衣之士，新授以政事，必有以养其廉耻，然后可责其成功。《洪范》载‘既富方谷’。这是自古以来的良法善意。’同时规定：自今以后，凡授府州县官，均赐白金十两，布六匹。元璋又告谕新授北方守令；北方州县，都是最近才收复的，百姓疾苦，当记在心上，若不安养，必将重新流离失所。你们当体会我的心意，千万要多方安抚，不要随意扰害。简役省费以厚其生，劝孝励忠以厚其俗。”

朱元璋论声色奢靡
　　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二十九日，朱元璋与侍臣宋濂等论声色奢靡。他说：“自古圣哲之君，知天下得之不易，便远声色，去奢靡，以图天下之安。因此，天命眷顾，久而不厌。后世中才之主，当天下无事，侈心纵欲，鲜克有终。至于像秦始皇、汉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长生，疲精劳神，终无所得。若移此心以图治天下，怎么不能治理呢！以我观察，人君能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之事，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功业垂于简册，声名流于后世，此即长生不死。恍惚之事难凭，幽怪之说易惑，关键在于自己不为所动。我常夙夜兢业，以图天下之安，不敢游心于此。”

徐达率师攻占元大都
　　元至正二十七年 （1367）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五万，向北方进军。在出师前夕，朱元璋对进军路线和战略部署作了详密的筹划。他提出的战略是：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坚守，扼其门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元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与此同时，朱元璋又发一篇告北方人民的檄文，大造舆论，宣传拯救百姓的宗旨。另外强调军纪，提出号令严肃，秋毫无犯的保证。还告诫将士，不安杀人，不夺民财，不毁民居，不废农具，不掠子女。徐达等据此率军北伐，所向披麻，平山东，下河洛。洪武元年（1368）五月二十一日，朱元璋亲自到汴梁慰劳将士。六月一日，又与徐达详细商讨北取元都的策略。由冯宗异留守开封，何文辉守洛阳，郭子兴、康茂才镇潼关，徐达、常遇春等分率将士规取河北。此时，元’朝内部争斗日趋激烈。各地军事头目相互火并，给明军进击造成有利时机。闰七月上旬，徐达等连下卫辉、彰德、广平。十一日，又占据临清。徐达等命诸将率马步舟师于此会集，边筹划，边休整。数日之后，徐达率水陆之军向北挺进，十五日攻下德州，二十日抵长芦、直沽。常遇春率舟师，诸将率步骑，齐头并进。二十五日进抵河西务，郭英率军直至通州城下。二十七日克通州。元顺帝知明军逼近，大惊失色，便集后妃、太子准备北走。二十八日晨，又召群臣商议。元顺帝不顾群臣固守京城的意见，决计弃城北奔。于是日夜三鼓，和后妃、太子等，开建德门，由居庸关，奔上都。八月二日，徐达等至齐化门，填濠登城而入。因元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及丞相庆童等不降，执而斩杀。然后封府库图籍宝物，令指挥张胜率千余人守宫殿门，宫人妃主，皆令其宦者护视。同时告诫士卒勿施横暴。吏民安堵，市肆不易。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置六卫。命都督副使孙兴祖、佥事华云龙守北平。徐达、常遇春等分兵四出。至十月十一日，元都周围郡县全部平定，诏告天下。

诏建两京之制
　　洪武元年（1368）八月一日，朱元璋下诏，以金陵（应天）为南京，大梁（汴梁，开封）为北京。他在诏书中说：“我惟建邦基以成大业，兴王之根本为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国之规模最重。自赵宋末世，夷狄入主中国，今百有余载，其运乃终。群雄纷争，未有定时，民遭涂炭，亦至极点。我以布衣，拔身行伍，率众渡江，臣下宜忠，将士用命。西平陈友谅，东灭张士诚，南定闽广，北有中原，武功大定，统一之势已成。十七年间，凡粮饷军需、百物科征，民无休息。而江左一方，烦劳尤甚，遂收天下平定之效。我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里适均。父老之言，乃合我志。然立国之规模固重，而兴王之根本不轻。因此，以金陵为南京，以大梁为北京。我将于春秋往来巡守。”朱元璋以开封为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西北未定，要运送粮饷和补充军力，不能不设置一个军事上的补给基地。同时，也反映朱元璋在建都问题上的犹豫状态。

平定山西陕西
　　洪武元年（1368）八月二日，徐达攻克元都之后，即奉命率师取山西，副将军冯宗异、偏将军汤和、平章杨璟，皆从徐达征讨，攻城掠县，所向披靡。十一月，徐达克赵州。十二月，扩廓帖木儿率兵出雁门关，由保安州经居庸以攻北平。徐达得报，即谕诸将：“扩廓帖木儿率师远出，太原必虚，北平有孙都督总六卫之师，足以镇御。我们当乘其不备，直抵太原，倾其巢穴，彼进不得战，退无所依。若彼还军救太原，则已为我师牵制，进退失据，必然被擒，遂引兵径进。扩廓帖木儿至保安得知此情，果然还军，前锋万骑突至，傅友德、薛显挥兵进击，扩廓帖木儿退居城西，徐达与诸将商议，夜袭其营。扩廓帖木儿仓卒不知所措，仅率十八骑逃遁大同，再走甘肃。徐达乘胜分遣将士，攻掠其余州县，山西平定。洪武二年二月徐达驻军河中，遣副将军常遇春、冯宗异先渡黄河趋陕西，三月六日，徐达率军进取奉元路，奉命改奉元路为西安府，常遇春、冯宗异率师进取凤翔，守将李思齐与部众十万余人奔临洮，冯宗异追击，李思齐投降，立临洮卫。徐达等再乘胜取巩昌。至此，陕西大部地区平定。四月四日，置陕西、山西行中书省。以汪广洋为陕西参政，杨宪为山西参政。徐达等又分兵四出，至八月二十一日下庆阳，陕西全部平定，九月十日班师还京，以右副将军冯宗异留总军事。

朱元璋论用人之道
　　洪武元年（1368）八月八日，朱元璋与侍臣论用人之道。他说：用人之道，因材而授职。譬如良工之于木，小大曲直，各当其用，则无弃材。人也是如此。有大器而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当大事。如何授官任用，关键在于审察其宜。又如骅骝之材，能历险致远，若使攫兔，不如韩卢；铅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资利刃，因此，国家用人，当各因其材，不可一律。否则，人材不得尽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

更定六部官制
　　朱元璋在江南与群雄抗争过程中，即沿袭元朝旧制，设中书省总理政务，下辖四部，掌钱谷、礼仪、刑名、营造诸务。建国之后，朱元璋命李善长等议建六部，以分理庶务。洪武元年（1368）八月九日，中书省奏定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设尚书（正三品）、侍郎（正四品）、郎中（正五品）、员外郎（正六品）、主事（正七品）。同时任命滕毅为吏部尚书，樊鲁璞为侍郎；前司农卿杨思义为户部尚书，少卿刘诚为侍郎，钱用壬为礼部尚书，世家宝为侍郎；陈亮为兵部尚书，朱珍为侍郎；周祯为刑部尚书，盛原辅、张仁为侍郎；单安仁为工部尚书，张文为侍郎。朱元璋又在奉天殿召见六部官，告谕道：我肇基江左，军务繁忙，官制未备。今令你们分任六部。国家之事，总之者中书，分理者六部，至为要职。凡诸政务，须竭心为我经理。如有乖谬，贻患天下。不可不慎。

朱元璋痛斥奸邪
　　洪武元年（1368）八月二十六日，御史上疏弹劾陶安隐微之过。朱元璋说：我素知陶安，岂会有此等过错?问道，“你怎么知道的?”答道：“闻之于道路。”元璋痛斥道：“身为言官，取道路之言以毁誉人，这就是你的职责么！”命中书省立即罢免。中书省臣说：“御史当言路，言之有失，乞求陛下包容。”元璋据理说道：“不然。植佳木必去佳蠹，长良苗必芟稂莠，任正士必绝邪人。邪人之事君，必先结以小信，而后逞其大诈。此人曾有所言。我不疑而听信，所以今日才为此妄言。去小人当如扑火，及其未盛而扑则易为力，否则其害极大。”此进谗御史终于被罢为民。

陶安逝世
　　陶安（1309—1368），字主敬，当涂人。元至正初举人，授明道书院山长。元末农民起义时，陶安回乡家居。朱元璋取太平，陶安与李习率父老出迎。元璋与语，陶安建言：海内鼎沸，豪杰并争，而其意在子女玉帛，没有拨乱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元璋问：“吾取金陵如何?”陶安答道：“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元璋十分高兴地连声说：“好，好！”遂留陶安于幕府，授左司员外郎，进郎中。当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被聘至南京，元璋问陶安：“此四人如何?”陶安答：“臣谋略不如刘基，学问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叶琛。”元璋佩服陶安的谦逊。后历任黄州、饶州知府吴元年（1367）召为翰林院学士，参与议礼，删定律令，纂修国史等。元璋曾赐抚陶安门帖子云：“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洪武元年（1368）四月二十三日，出任江西参政。元璋说：“我渡江后，你首谒军门，敷陈王道。及参幕府，禅益良多。继入翰林，益闻谠论。江西上游地，抚揖治理，非你莫属。”陶安至任，政绩显著，且于病中草时务二十策呈送朱元璋。九月六日卒于官，年五十九。追封姑苏郡公。福王时追谥文宪。陶安博涉经史，尤长于《易》，筮验若神明。有《陶学士集》、《辞达类抄》、《姚江类抄》等。

优抚阵亡将土之家
　　洪武元年（1368）九月二十六日，朱元璋下诏，优抚阵亡将士之家，凡四百一十五人。千百户、镇抚，人给米二十石，麻布十匹，军士，人给米五石，钱一千二百文，麻布二匹。十二月二十六日，重定优给将士例：凡两淮、中原病故、阵亡将士，月米全给：两广、湖广、江西、福建的阵亡将士，月米全给；病故将士，初年月米全给，次年给一半，三年给四分之一。其有应世袭而无子及无应袭之人，则给本秩禄米，赡养其父母终身。

朱元璋告诫宿卫武臣居安思危
　　洪武元年 （1368）十月十三日，朱元璋朝罢，召宿卫武臣告诫道：我与你们起布衣，历战阵，十五六年，才得成功。我今为天子，你们亦任荣显、居富贵，其中甘苦，各有体会。当四方豪杰并起，互相攻夺。我提孤军应敌，屡陷危难，但我在每次出战之时，皆告诫将士勿妄杀，勿毁民居，此心简在上帝，才有今日。你们想想，过去在民间，看到元之将帅，轻裘肥马，气焰赫赫。可是，他们君臣，不思祖宗创业之难，骄淫奢侈，只顾一身逸乐，不思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运，不但不能保其富贵，遂致丧身灭名。今天运历数在我，我何敢骄怠！常恐政事废缺，日慎一日。除犒赏将士、宴百官，享劳外使，未曾设宴为乐。你们亦须勤身守法，勿忘贫贱之时，勿为骄奢淫佚之事。这样便可身常荣，家常裕。

京畿都漕运司之设
　　洪武元年（1368）十月二十二日，因时方用兵，供应艰难，特置京畿都漕运司。专理运输之事，治所淮安。设都漕运使（正四品），下辖知事（正八品），提控案牍（从九品）、属官有监运 （正九品）、都纲等。以龚鲁、薛祥为都漕运使。薛祥在淮安，浚河筑堤，自扬州至济宁数百里，徭役均平，民无怨言。时元都方下，官民南迁，道经淮安，薛祥皆多方存恤。

遣使分行天下访求贤才
　　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二日，朱远璋遣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分行天下，访求贤才。他说：天生人才，必为世用。然人之才器有所不同：明锐之人，质或剽轻；敦厚之人，性或迂缓，辨给之人，行或不及，沉默之人，德或有余，等等。你们宜精心察鉴。又说：人才不绝于世。我并非担心天下无贤，只担心知人之难。若所举非所用，其害更大。你们当谨慎从事。

建大本堂教太子诸王
　　朱元璋建国之后，即令建大本堂，取古今图籍藏之其中，又征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元璋对太子宾客梁贞、王仪等说：“范金碧玉，所以成器，尊师重赋，所以成德。我请你们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行，使其进于高明。然后于帝王之道、礼乐之教及古往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盲，使无非僻之干。积久而化，他日为政，自能合道。”还令广选才俊之士充作伴读官。朱元璋随时去大本堂，与儒士商榷古今，评论经史。一次，在文楼，太子随侍。元璋伺太子：“近与诸臣读何史?”答；“汉七国事，”问：“曲直安在?”答；“曲在七国。”元璋说：“这是讲官的一偏之说。景帝为太子时，以博局杀吴世子。即帝位后，又轻信晁错，黜削诸侯，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则宜言藩王当上尊天子，无挠天下公法。如此，作太子的，知敦厚九族，隆亲亲之恩，作诸于的，知夹辅王室，尽尊臣之义。”

皇帝冠服之制
　　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二十七日，定帝后冠服之制。皇帝祀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朝会、册拜，皆服衮冕、玄衣、缰裳。其制：冕版宽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冠上有覆，玄表朱里，前后各十二旒，每旒五采玉珠十二，姓纩充耳，玉簪导朱缨，圭长一尺二寸，衣六章，画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裳六章，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中单以素纱为之，红罗蔽膝，上宽一尺，下宽二尺，长三尺，绣龙、火、山三章：革带、佩玉，长三尺三寸，大带素表朱里，两边用绿，上以朱锦，下以绿锦，大绶，六采，用黄白赤玄缥绿，纯玄质，五百首，小绶三色同大绶，间施三玉环，朱袜赤乌。郊庙省牲、皇太子请王冠婚礼、醮戒之类，则服通天冠，绛纱袍，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朱翠，黑介帻组缨，玉簪导，绛纱袍深衣制白纱内单，皂领，褾襈裾绛纱，蔽膝，白假带，方心曲领，白袜赤乌。其革带佩绶，与衮服同。朔望视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则服皮弁。其制用乌纱冒之，前后各十二缝，每缝中缀五采玉十二为饰，玉譬导红组缨，其服绛纱衣蔽膝，随衣色，白玉佩革带、玉钩、牒绯、白大带，白袜黑舄。其常服，则乌纱折角向上巾，盘领窄袖袍，束带间用金玉琥珀透犀。洪武三年、洪武二十六年，皆有改定。

登闻鼓的设立
　　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初三日，朱元璋下令，在午门外设立登闻鼓，每天令监察御史一人监视。凡民间词讼，皆自下而上诉讼。若府州县、行省官及按察司不为伸理，或有重大冤抑不能自达的，许直接至午门外击登闻鼓诉告，监察御史随即引奏。若阻止引奏，处以死刑。有关户婚、田土等细小事件，皆由地方调解审理，不许击登闻鼓。

光禄寺的设立
　　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 （1367），朱元璋沿元旧制置宣徽院，设院使（正三品）、同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典簿（正七品），下辖尚食、尚醴二局，局设大使（从六品），副使（从七品）。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初六日，改宣徽院为光禄寺。设光禄卿（正四品）、少卿（正五品）、寺丞（正六品）、主簿（正八品），下辖尚食等局。又将太常寺供需库改归光禄寺辖理。洪武二年设直长四人，洪武四年置法酒库，洪武八年九月十七日改寺为司，升卿从三品、少卿从四品，以寺丞为司丞，主簿为典簿等。至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后又有个别职官的增减。光禄寺的职权为掌管祭享、宴劳、酒醴、膳羞之事，以及辨名数、会出入、量丰约等。复改司为寺，设光禄卿一人 （从三品）、少卿二个（正五品）、寺丞二人（从六品），下属典簿厅，设典簿二人（从七品）、禄事一人（从八品），大官、珍羞、良醖，掌醢四署，署设署正一人（从六品）、署丞四人（从七品）、监事四人（从八品）；司牲司，置大使一人（从九品）、副使一人；司牧局，大使一人（从九品），银库，置大使一人。

樊鲁璞之罢
　　樊鲁璞，生卒年、籍贯不详。国初入仕。洪武元年（1368）八月初九日，朱元璋更定官制，设六部，以樊鲁璞为吏部侍郎，同吏部尚书滕毅掌铨课。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失职罢免。

颁定社稷坛之制
　　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二十三日，颁社稷坛制于天下。郡邑坛俱设于城西北，右社左稷。坛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三级。社以石为主，其形如钟，长二尺五寸，方一尺一寸，剡其上培其下之半，在坛之南方。坛周围筑墙，四面各二十五步。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各坛正配位，各用笾四、豆四、簠簋各二，登硎各一俎二牲，正配位共用羊豕各一。次日又令京外立旗纛庙。京师立庙于都督府治之后，卫所于公署后立庙。

卫所的建立
　　朱元璋称吴王时，置武德、龙骧等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革诸将袭元旧制如枢密、平章等官号，而核其所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洪武元年（1368），刘基奏立军卫法。朱元璋采纳后，即根据地理情况，系一郡的设所，连郡的设卫。一卫统十千户，一户统十百户，百户领二总旗，总旗领五小旗，小旗领军十人。从洪武三年起，又设杭州、江西、燕山、青州、河南、西安、太原、武昌八都卫及西安行都卫等。洪武七年八月初四日，重定兵卫之政，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而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小旗所领军士数额相同（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遇有战事征调，则分统于诸将；无事则散还各卫。管军官员不许擅自调用。操练抚绥，务在得宜，违者俱论如律。

公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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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二十八年 洪武元年

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